侦查人员将任平带到警局来。任平这时所做的答辩约略如下：有一位客人托他买小食品，他就拿着客人交给的五十元，于下午6点10分左右走出“春秋山庄”。接到这种差事时，他平时是骑自行车的，而这时自行车刚好被别人骑走，他就只有徒步而去。
这时他因白天的工作而相当疲劳，想到要走一趟来回两公里的路，心里就很沉重，所以朝车站的方向缓缓移步过去。来到向北拐弯处时，他曾经遇到村里的一个熟人。两人当时彼此简单寒暄了一下。
后来走在去车站的马路上时，他又遇见一个认识的其他旅馆的女服务员。他同样和她寒暄了几句。买好小食品回来的路上，他频频浏览了商店的橱窗。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平时来回只需60分钟的路程，他竟花了80分钟左右。
刑警请来任平提到的这位村民和某旅馆的女服务员询问，结果，两人的叙述和任平所说完全吻合。
第一个遇见的村民说相遇的时间大约是6点25分，某旅馆女服务员则说于6点40分前和任平相遇。任平的步行速度由这两个人的证词得到了证实。
任平的血型确实为AB型。这一点对他也相当不利。
另外，警方发现他原来有两次前科记录。其中之一为欺诈罪，另一则是和人打架。警方利用将任平以重要嫌疑人身份留置红叶谷公安分局的时间，派人强制搜索过他在“春秋山庄”的房间。可是，没有发现到任何和杀害贺杉有关的证据物品。
一项非常重要的东西却在这之后被发现了。在“春秋山庄”工作的女服务员田莲交给警察一个附有坠子的银项链，说是任平于24日夜晚送给她的。这个坠子上有维纳斯像的浮雕，在里面的是被害者母亲的照片。警方因而认定任平为杀人凶手，将他拘留。
任平在接受审讯时的供述如下：我在商店买到客人托我买的小食品时，店里的时钟指着6点45分。我说“已经这么晚了”，那个店员也回头望了一下时钟。从店里出来后，我缓慢地走着返回的路。前面说过这一天我特别疲倦，而且也没有自行车，所以我故意走得慢一点。回到旅馆后马上又得干活，我怎么不看看商店的橱窗，趁机偷闲一下呢？这条街在快分岔到小道的地方有一家钟表店。我在这里看橱窗里的手表大约有5分钟。因为我的手表旧了，正有意换一只新的，所以看一下嘛。看完表后偶然低头时，我无意间看到一个掉在墙角的白色的小东西。捡起来才知道这原来是一条女人挂在脖子上的有坠子的项链。坠子上有西洋女人的侧脸浮雕。我想这个东西掉在这里已有一些时候了，只是没有被人发现。我左顾右盼后看到没有人注意，于是就把它放在口袋里了。回来的路上我没有遇到任何熟人。因此，我回到“春秋山庄”的时间晚了一些。回到旅馆门口的时候，隔壁大婶好像对我说了什么，可是我因为急着要进去，所以并没有回答她的话。
我把口袋里的小食品拿出来递给女服务员田莲，要她交给客人时，本来想把放在另一边口袋里的项链拿出来送她。可是，我想这时候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不太好，晚些时候送给她也不迟。田莲对我很照顾，我对她有好感。后来大概是晚间10点钟左右吧，我到旅馆去看洗澡水有没有烧热时，在旅馆的门口遇见了田莲。我从口袋里掏出这条项链对她说：“我在路上捡到这个，你有兴趣就送给你。”田莲接到时说了声“谢了”，浏览一番后又说：“这好像是进口货，我会好好珍藏的。”我在小道前边的钟表店的墙角捡到这条项链是事实，我绝不是偷来的。
女服务员田莲的证词和任平的供词完全一致。侦查人员询问任平于7点半前回到“春秋山庄”时的神态如何，她做了这样的叙述：“我记得任平当时有些气喘，似乎还有些慌张。我想不到他送我的项链是那个淹死了的女人的东西，所以没有早些时候向警察报告。等到任平被警察传讯时，我怕带着这样的东西会受到连累，所以才向警察报告。任平把项链送给我时，只是说‘我在路上捡到这个，你有兴趣就送给你’，当时他的神态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既然有如此有力的物证，任平的涉嫌已基本认定。他于是被扣押了。
认为他有罪的刑警以下列各点证明被告任平的罪状。
一、任平持有被害者的项链。其所谓捡到的乃是谎话。
二、残留于被害者阴-道内的精液为血液AB型男子的精液，此与任平血型吻合。
三、任平由“春秋山庄”至红叶谷车站前商店步行往返所费时间过长。通常只需要五六十分钟的路程，实际花费时间达78分钟。多出的时间可推定为任平对贺杉犯罪所费。
四、任平在去的路上曾经为熟人所目击，但在回程上则无。根据推测，任平在归程上行色似乎相当仓促。“春秋山庄”的邻居大婶曾经目击他回来时的神态证明说“匆匆忙忙地回来，和他搭讪也没有理会”，以及该旅馆女服务员田莲作证说：“任平回来时神态慌张，而且略微显得兴奋。”被告行凶后之神态不难由此推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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