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敬文感兴趣地说：“那表叔给我讲讲哈同创业的故事吧。”
表叔一边喝着茶，一边讲述起来：哈同初到上海一贫如洗，仅有6个银元，经过数年奋斗，终于成为上海滩上的名人，拥有财富数百万英镑和上海乃至全国最大的私人花园，号称“远东首富”。
他是如何富起来的呢？这要从头讲起。
哈同1849年出生于巴格达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家庭，幼年时随父母迁居印度孟买并加入英国籍；他上有四个哥哥，下有一个妹妹，6岁时父亲去世，哈同就帮助母亲做杂务谋生，拾破烂，捡煤核，拣瓜皮烂菜，吃尽苦头。24岁时，他来到上海希望绝处逢生。
他找到沙逊银行上海分行，找到了舅舅的老相识名叫亨利的同乡。
“现在没有什么好工作，”亨利有些为难，“找个糊口的工作，应该还是有的。”
“我吃得起任何苦。”哈同赶忙说。
“我去找大班说说看。” 亨利勉强地说。
回音来了：做门卫兼清洁工，试用一个月。
哈同已经很高兴了，至少能够站住脚了，以后就看自己的能耐了。
哈同非常认真地看好门，非常认真地做好清洁工作，晚上则抓紧时间学习中国话和阅读经济、财务方面的书籍。他明白，要在上海发展，不懂语言如同要想飞奔而没有腿一样。他是一个穷人，要想出人头地，除了勤奋吃苦，没有发财的捷径可走。
哈同日夜寻思着如何发财致富，他突然发现，英、美都在普遍使用新式煤油灯，上海人还在使用油烟呛鼻的桐油灯。啊，想办法把煤油灯卖给上海人，不就赚钱了吗？
他悄悄地来到当铺，递上祖上传承下来的唯一的一块银质怀表。当铺的伙计望着这个潦倒的犹太人，萌发了一丝同情心，居然以哈同要价的一倍半——大洋30元收当了这块怀表。
哈同欣喜非常，连声道谢。他就用这笔钱订购了100盏煤油灯和若干美孚煤油，工余时间就到上海滩繁华地段一家一家上门推销。
“这煤油灯安全无害，又干净明亮，价格也不贵。”这是哈同的广告语。
上海人还是善于接受新生事物的，一经比较，他们就掏钱买下哈同的煤油灯。
哈同不但卖掉了了100盏煤油灯，还接受到大量订货。他把当铺帮过他忙的那位伙计邀请过来作助手，并申请银行贷款，逐步在上海灯具和煤油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这是他在上海淘得的第一桶金。
哈同在沙逊洋行获得大班的赏识，经过数年奋斗，他几次升职，升至地产科的领班，成为中层干部，经常有机会坐着和大班一起开会。
进入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1885年3月，法国军队惨遭失败，法国内阁因此倒台。这时，清朝要收回租界的传闻不胫而走，洋人纷纷举家外迁，租界地价普遍暴跌。
香港沙逊洋行要上海主持沙逊洋行的大班准备缩小规模，以随时撤出上海。
大班来找哈同了，忧愁地说，“大老板来令了，我们怎么办？”
“您对中国的情况比我熟悉，看看清朝历史，打仗也赢过外国人，可是后来呢？最终都是他们求和求太平。这次，我看也不会例外。”哈同从容地说。
大班一愣，想想也有道理啊。
“我在想，现在地价这么便宜，我们应该大量买下地皮，风波一过，地价必然回升，我们不是大赚了吗？”哈同双眼放光地建议道。
“什么？”大班惊愕地张大了嘴。
哈同简要地分析了一下形势，大班听得连连点头。
沙逊洋行于是低价买下了大批地皮。
很快，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了求和的《中法新约》，上海租界重新繁荣，地产价格随之回升。沙逊洋行把买进的地皮抛了出去，赚得利润高达500多万银两。
哈同的名气一下子响响了起来。
沙逊洋行奖赏给哈同一千两白银的奖金。哈同心里很不高兴，奖得实在太少了。
不久，一家新沙逊洋行来找哈同，请他担任大班协办职务，哈同立刻同意，时为1886年春天，他37岁。
哈同在新沙逊洋行业绩不凡，在做了15年后的1901年，52岁的哈同辞职自己做老板，独资成立了“哈同洋行”。
世纪之初的上海，租界内的商业中心靠近广东路和福州路，南京路、河南路以东是市中心，南京路、河南路往西到西藏路一段是偏僻冷清之地，地皮便宜，少人问津——哈同却大片吃进这一带的地皮。
同行的许多人都笑他，这小子要亏得惨了。
但哈同认为，南京路租界会迅速发展，朝东是外滩黄浦东，无路可走，只有朝西发展，他买的地皮迟早地价飙升，咱们走着瞧！
果然，上海租界迅速发展，法租界两次大规模扩容，南京路的英租界也扩容——哈同的地皮一天一个价地上涨。
这时，哈同向租界当局建议修筑南京路，挖掉高高低低的弹格路，用名贵的铁藜木铺设路面，从江西路西首抛球场铺起，一直铺到泥城浜东面，使南京路成为上海最平整的道路，这样方便人们的出行，方便公共汽车行驶。建议当然很好，需要费用60万两银子，谁来支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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