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禹深深的皱起了眉头，看了看其他人。
还是那句话，漕运兴起不久，算是个新鲜事物。
要说殿中这几位，也就萧禹和杨恭仁对漕运有些了解，其他人，包括户部尚书苏亶，对漕政都只能说所知寥寥。
萧禹和杨恭仁都出仕过前隋，上上下下经过几番沉浮，就算没有主掌过漕政，也听过几许，见过许多。
而且当年修建洛阳城，杨广北征，皆趁漕运之便，萧禹，杨恭仁当年年富力强，都曾参与其中。
所以他们比苏亶几个更晓漕运诸事。
萧禹沉吟良久也未曾开言，大家都是有耐心的人，除非皇帝说话，就算有再多想法，但谁也不会先萧禹开口，不然就会大大得罪萧中书。
殿中安静了许久。
这次朝议是临时召开，没有给臣下们准备的时间，也就是说并不多见。
原因嘛也很简单，漕运之事是开凿大运河以及造船业开始兴盛所带来的新问题，在前隋年间刚刚显现端倪。
非要较真的话，漕运从秦汉时期就有。
那个时候造船技术还比较原始，水上往来的基本都是官船，规模小不说，作用也很单一，一个是供应皇家所需，再就是给军队，官府运输补给。
汉末三国，曹孙战于江上，这是华夏历史上第一场大规模水战，不管文人怎么夸张，最终结果毫无疑问是南人获胜。
说明南方的船业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地步。
南北朝时期，南朝人口渐多，水网纵横，于是船运得到了更多的重视，这也是前隋开凿运河，贯通南北的基础。
没有比较发达的船运，开凿运河做什么？
而庞大的楼船也就此出现，杨广三下江都，船只数以千计，楼船就是当时最为精湛的造船技艺的体现。
船业的兴起，说明社会生产力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因为造船业涉及到了社会的方方面面，船业的兴盛，其实是生产力，也是国力的全方位体现。
隋末战乱虽然中断了这个进程，但毕竟没有再让北方野蛮的游牧民族南下肆虐，也就没有让社会生产力方面产生大规模的倒退。
就拿造船来举例，如果突厥人南下，重演五胡故事，那就什么都不用说了，两脚羊端上餐桌的世界，还谈什么造船？
而大唐一统天下之后，承接前隋遗泽，鼓励南方造船业发展，可楼船技艺由于战乱的缘故，有所缺失，一直到去年，才算有了新的进展，说是能重新造出楼船来了。
可到底能不能行，还得看结果。
李破对楼船没什么执念，楼船一看就知道，和重甲骑兵一个性质，造价高昂，优点和缺点同样突出，并不适用。
他想要的是那种扛得住风浪，使用风帆为动力，能兼顾航速的大型海船，就相当于海上的半甲轻骑兵。
不论是作战还是行商，这样的海船才是首选，楼船太笨重了，明显是为了炫耀，或是在江上作战准备的。
…………
所以漕运逐渐制度化满打满算也就是二三十年的事情，差不多是前隋仁寿到大业年间这一段。
而唐初的君臣们，朝堂上下算起来，深入了解漕运的几乎一个都没有，换句话说，可以说漕政是新政无疑。
李破把漕政拿到朝议上来，考验的是臣下的眼光和应变能力。
不知过了多少时候，萧禹的声音响起，“陛下既然让臣先说，那臣便不妨抛砖引玉，若有不对，还望陛下恕罪。”
李破微微一笑，“朕可是少见萧卿这般谦逊，看来此事确实为难了些，也正因如此，朕才召诸卿前来商议嘛。
卿但说无妨，反正朕与诸卿对此也不甚了了，还是得集思广益才行。”
萧禹拱了拱手，“多谢陛下体谅，之前陛下所言极是，这些年中书主持修订唐典，今共十二篇，四百七十五条。
其中涉及漕运者……臣只记得一条，漕船二月至江都，迟误者流，臣年迈体衰，也不知记得对不对？”
说到这里，他看向岑文本。
岑文本立即答道：“漕船二月至江都，六七月达洛阳，或西至长安，或北上河北，九月而归，损耗五成上，或有迟误者，流也。”
这就是唐典，十二篇是总述，四百余条为细则，其中又有五恶八刑等划分，其中斩绞为极刑，其余则是流放，杖刑，鞭刑，示众等。
自然是不如后来那么细致，但却已经涵盖了当时社会上几乎所有刑案，而且不怎么需要讼师。
官员基本上可以依据唐典进行判案，只是量刑上会因判案之人的性情有所出入罢了。
各道的督查司，长安的刑部，大理寺等就是为此所设，会审核地方刑案，以防产生冤假错案，或者是判罚过当的情形。
话本小说里面，有击鼓鸣冤，告御状等情节，都属于是自觉受冤难雪，再次上告，这种事情其实基本不会发生。
…………
除了唐典四百余条，另外还有一些对于判罚的旁注还有解释，在太极殿中自然就不用细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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