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是明君，一贯标榜崇尚任贤纳谏、广开言路、兼听则明的开明政治，得到褚遂良的奏章之后，立刻批准同意，“太宗乃罢捉钱令史，诏给百官俸。”捉钱令史们停止下海经商，返回原岗位工作。唐太宗百官们的工资，也不再依靠官员们下海经商所得，唐太宗命令朝廷给百官发放俸禄。
唐太宗闻过则喜，广泛纳谏，大部分意见都能够接受。褚遂良反对设置“捉钱令史”，唐太宗就取消了。到了贞观22年，又有人提意见，说公廨钱经营是个好办法。唐太宗知错能改，纳谏如流，又恢复了公廨钱，并且恢复了捉钱令史的设置。
当年汉武帝在对匈战争中，汉朝的财政已然枯竭，没钱怎么办？汉武帝卖官、卖盐、卖钱，工资高的收重税！这一番措施引起文人的极大不满，说他穷兵黩武，最后不得不下罪己诏。
唐太宗很聪明，想在史书上留下一个好印象，于是弄出“捉钱令史”这个怪胎，瞒天过海捞钱，玩了一把纳谏的把戏，果然，大家都被他欺骗了。
教科书上说贞观年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真实情况是当时社会物资大多已经投入军事用途，全国上下一贫如洗，百姓夜不闭户，小偷们都歇了工，犯罪率下降至几乎为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大唐打了这么多年的对外战争，钱从哪里来？后世老蒋通电下野，汪总急匆匆来抢位置，坐上之后发现不对劲，军队、政府都问你要钱，没办法，只好灰溜溜下台。西方资本主义兴起的初期有个残酷的原始积累，抢劫，贩卖奴隶，资本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每个毛孔都流着肮脏的血，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
震旦当年一穷二白，原始积累哪里来？都是我们的前辈省吃俭用换来的，那时的震旦人是真穷啊，学徒工2多元钱，转正后30元工资，工资几十年没有涨，买辆自行车就要200多块，还要票；农民更不用说了，养猪亏本还不能不养。后来开放引进外资后就没有这个问题了，人民生活开始得到极大改善。
大唐和那些大臣不重视商业吗？或者看不到商业能赚大钱？当然不是，包括明清时候那些所谓重农主义者，都能看到。他们只是不是让平民从商，他们想做垄断生意，商业被皇家和官僚把持了。
李治当然知道太宗皇帝的这段公案。当年昭武商人准备搞兴业公司的时候，他还以为又是一个捉钱令史，所以没有在意，没想到这兴业公司的路数完全不一样。
“我和几位大臣对兴业公司关注很久了，也讨论了很久，就连褚遂良这么拧巴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唐九郎棋高一着，按照兴业公司这个路数来，就没有捉钱令史这些副作用了。唐九郎说无工不强、无商不富、无农不稳，英格兰重商主义不是没有道理啊。
钢铁厂、机械制造，这些才赚钱啊，过些日子，农夫的农具都可以用好钢制作，可以开垦多少荒地，可以省下多少劳力？还有，现在南方的早稻丰收，现在正在抢收抢种，马上有二季稻，可以多打多少粮食？户部尚书高履行笑得合不拢嘴，长孙无忌和褚遂良提议，现在就把捉钱令史撤销，钱全部投进钢铁厂和机械厂，收益可不止翻一倍。《富国论》说工商可以国富民强，当时我们都有很大的怀疑，现在一个兴业公司就有真么好的效果，如果在全国施行重商主义，哪会怎样？唐九郎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确实是讲到点子上了。”
武咪也是惊奇：“真有这么神奇吗？看来那些弹劾奏章大都是那些捉钱令史搞出来的，一群蛀虫！”
“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留中不发了？唐九郎是我的财神爷啊，我怎么能赶他走？有人说唐九郎是善财童子，看来确实有几分道理。现在他想干什么，一般我是不会拦着了。”
武咪捂嘴笑道：“所以他让自己的姐姐做什么工业部长，你也不拦着？”
李治也笑了，“我敢拦吗？还有那个唐家镇的镇长，也是让他的管家出任，原来的保长晾一边去了。长安县令不答应，他说不同意就把唐家镇所有的企业全部搬到泉州去，让你一分钱得不到。你瞧瞧，这叫什么话？惹火了他，他敢把所有的厂子都关了，他情愿一分钱不赚，你也别想拿到一分钱。这种损人不利已的事这小子干得出来。”
武咪有点惊讶，“他不爱钱？”
“他不是不爱钱，而是懒，”李治笑道，“除非火烧眉毛了，你要让他委曲求全赚钱，他才不肯挪窝呢。你知道去年那个月饼他们赚了多少钱？20万贯都不止。一个捉钱令史每年赚5万钱，这20万贯值4000个捉钱令史，白酒还没有算。现在那个蒸汽机造出来了，他开口就要5000贯，还有钱也买不到，好像钱都不是钱了。”
李治不禁叹气，真是贫困限制了人的想象，土鳖不知道穿越者的世界，5000贯啊，那得收多少谷子才能卖这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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