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你说了什么？在返回洛迦诺的马车上，皮埃尔对妻子问道。他又加了一句：“我不知道你会说德语。”
“得了吧亲爱的，”她眉头紧蹙，回答，“你知道我在柏林生活过一段时间。”
“那他到底对你说了什么。”他穷追不舍。
“没什么。他为打扰了我们用餐道歉，并礼貌地邀请我去听他的讲座。”
“他是个疯子，”皮埃尔不依不饶，“演讲的主题是什么？”
他看向里皮，教授无疑是因为说得太多而筋疲力尽了，他倒在座位上，闭上了双眼。
“我真的不知道。”他打了个哈欠，“好像在计划表上看到过，似乎是关于女性罪犯之类的东西。”
“我想吃点东西，”索兰奇叹了口气。
皮埃尔的肚子倒是不饿，即便他中午午饭后什么也没吃。大酒店的灯光已经笼罩在他们身上，从酒店高处俯瞰全城，在硕大的凸窗背后，餐厅的水晶吊灯正闪闪发光。
9月22日，星期三
里皮教授的讲座定于上午10点半开始。真理山酒店的大厅提前了至少一个小时就客满了。当地报纸对会议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公众热切地等待着演讲者登上讲台的那一刻。然而，由于会议主持者习惯性的长篇大论，教授的演讲被耽误了。在介绍中，他宣布所有的演讲和辩论都将使用法语进行交流，所有有自尊的外国学者都可以完全放心。紧接着他为自己庆贺，在国际局势如此动荡紧张的时期，他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成功地召集了这么多欧洲文化精英的杰出代表，并详细阐述了会议主题。这时其中一位坐在皮埃尔身边的与会者打断了演讲，询问着名侦探小说作家亚瑟·卡特·吉尔伯特是否真像传言的那样拒绝了邀请。主持者结结巴巴地说亚瑟先生暂时身体不适，但他还有希望及时康复。由于听众们似乎很不满意，他缩短了演讲时间，然后匆匆向坐在前排、离皮埃尔和哈维不远的里皮做了个手势。“里皮教授，讲台交给你。”
里皮慢悠悠地走上了台阶。台下热情的听众主要是来自瑞士和邻国的学者以及为了论文焦头烂额的学生，几位热情的读者和诸多职业和业余作家——不算大厅后面那些不断涌入的好奇路人的话。注意到教授没有带任何笔记，大家的掌声更加热烈了。只有十几位专家失望地蜷缩在座位上，静待时机。
“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我亲爱的同事们，”他直奔主题：“罪犯是艺术家，侦探只是艺术评论家……”
“老掉牙的东西了，”其中一位专家对邻座嘶嘶地说，声音大到所有人都能听见。
“他是从切斯特顿的布朗神父里面拿来的。”
“……而侦探小说的作者，”里皮不慌不忙地继续说，“必须轮流充当罪犯和侦探。同时，他必须成为一个构思犯罪故事的海德和一个叙述它的杰基尔博士(指《化生博士》，杰基尔与海德一正一邪)。前者提出谜团，后者提供解答。对于小说家来说，这意味着有必要去深入罪犯的心理和才能，真正进入罪犯的大脑，并在那里呆足够长的时间，将故事串联成一个连贯的整体，直到他自身掌握了罪犯的计划。有且只有通过这种方法，他才能披上侦探的外衣，切换到叙述模式，重建最初的故事。但我们决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罪犯才是小说的真正作者，是邪恶艺术品的创造者，对读者来说仍是一个谜的邪恶阴谋创造者；而侦探只是让犯罪的内部运作暴露在阳光下。”
“假使正如我们所承诺的那样，伟大的卡特·吉尔伯特就坐在我们中间的话，他能够比我更好地阐释。他构建了一个伟大的推理体系，让杀人犯从一个上锁的房间里逃脱——但之后侦探小说几乎就此定型了。从那以后，叙述只会为明显不可能的行为和情况寻找解释；抛出越来越多疯狂的猜想；在读者面前晃动着红鲱鱼；并为他提供足够隐蔽的线索，使他在事先构思的故事最后揭示之前找不到任何解决办法。这令不可能犯罪小说与众不同，与其他文学形式恰恰相反，书的目的不是为了讲述这个故事，而是为了把它伪装至最后几页。以使——.'
“对不起，教授，”一个带着瑞士口音的柔弱女声从大厅中央的某处传来。“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夫人！肃静！”主持人厉声喝斥道，“听众只能在演讲结束后提问。”
“由于我在第三排看到的那位迷人女士如此亲切地向我提问，我将破例回答她的问题，”里皮丝毫不在意，油嘴滑舌地说。
“我不明白你为何将故事和叙述区分开来。他们不是通常被认为是同一回事吗？’
“不，夫人，我给您举个例子，您马上就会豁然开朗了。也许您还记得一个电影观众忘记给引座员小费的故事。为了报复，她在他耳边低声说：‘是管家干的。’她把故事的结局告诉了他，所以他对这部电影的叙述过程失去了兴趣。我们把这当作一个教训。如果你的丈夫在谈到一本他打算读的书时问你：‘这本书是关于什么的？’请不要告诉他这个故事，除非你想制造这样一幕。别告诉他这是关于一只巨大的猩猩在莫格街杀人的故事，又或者像《红屋之谜》里那样，罪犯是通过锁孔射出弩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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