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下，和进入泡沫时期后期嘶吼狂暴的日本经济相比较起来，整个共和国的经济就是个缓慢行走的巨人。
甚至因为面临着闯价格关、建材紧缺、三角债开始泛滥，以及国企普遍经营不善，大量企业的产品已经不再符合市场需求的诸多问题，这个巨人的步履愈加蹒跚，宛如深陷泥沼。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共和国的资本市场就是一潭死水，丝毫没有捞钱的机会。
甚至反而因为国内经济发展面临着重要的时间关口，这成了某些人一夜暴富的良机，创造出了国内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富豪。
所有经历过这个年代的人基本上都知道，从1981年开始发行的国库券，因为缺少流通性，很不受欢迎。
因为乏人问津，许多地方都以硬性摊派的方式要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来认购。
有些企业还利用国库券变相降价，用来推销积压产品。
这样一来，这种东西出现价格扭曲就是必然的了。
急需用钱的人，不惜低价出售，有的能低到五六折。
许多脑子灵活的人，也愿意以低价收购等待到期获利。
于是就由此催生出了地下黑市。
国家制止无效，便在1988年3月，被迫作出《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试点实施方案》，允许国库券上市流通交易。
沪海、深圳、武汉等七城市率先试点开放，很快就又开放了五十四个城市。
沪海不但由此诞生了注册资金三千五百万元的第一家国内券商——万国证券。
也出现了两个走在巨浪尖上的代表人物——万国证券的第一位总经理管金生，以及后来被资本市场称为“杨百万”的牛散，杨怀定，
当时，全国银行并无联网，所以各地的国库券价格相差很大，这就造成了相当可观的利润空间。
管金生是第一个从国库券流通中嗅出商机的机构券商。
杨怀定是个文化程度只有初中，从工厂辞职的普通工人。
尽管他们的资金规模、参与市场的身份，和学识存在着天与地一样的差距，不过他们的共同点就在于，都从异地买卖国库券上挖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
当然，靠这玩意发了财的肯定不止他们两个。
实际上从这个时间点开始，前前后后，在全国范围，差不多有十万人加入了炒卖国库券的大军。
而在京城，也有一个小团伙洞察到了这个先机。
那就是江浩、江惠和年京这个“铁三角”。
这个计划是江浩最先提出的，他为此事主动去了妹妹家里，毫不掩饰，一开口就是惊人的言论。
“我来找你们不为别的，是觉得我们现在做的买卖太没意思了。在京城的圈子里比起别人来，我们就是个小虾米。别人都是大鲨鱼。门路不行，我们只能吃别人的残羹剩饭。靠山不硬，哪怕有时候走运拿到了批文，要是让来头大的人盯上，免不了还得拱手相让。要是得罪了人，弄不好还会被别人背后算计一把。所以我认为，咱们恐怕得另寻其他财路了……”
江惠是一个女人，尤其又在去年刚为年京生了个女儿，成为了一个母亲。
她早就对哥哥和丈夫游走在政策边缘的买卖提心吊胆了。
这个时候自然是支持江浩，巴不得两个亲人赶紧干点不用担心法律风险的事儿。
“哥说的对，国内什么挣钱就什么扎堆儿。现在干这个的人越来越多，掌握批文的人也不像过去那样好说话了。说白了就是拿批文的成本和风险都在增加，而利润却在相应减少。这行虽然还能挣钱，可越来越不好做了。我也认为你们该及时抽身，这种生意做不长久的……”
然而年京却颇有顾虑，有点舍不得现在的日子。
“你们说的都对，可问题是，我们干这个多少还能挣到钱？要是不干这个了，我们还能干什么呢？现在我的公司每个月光开工资就要好几千块。还有江惠那边的利息也得还。这都是钱啊。我可不敢再像过去那样坐吃山空了……”
于是江浩便不失时机的拿出了早就想好的主意。
“我们可以从国库券上搞钱嘛。我有内部消息，最迟下月，全国好几个城市就可以上市流通国库券了，否则国家每年国库券任务怎么完成啊。你们都清楚，天下最难两件事——计划生育和推销国库券，那都是当任务硬压下去的。但现在可不一样了，只要国库券能交易，这玩意立刻就能变成香饽饽。我都打探好了，现在的国库券都是五六折买到手。那你们想想，这笔生意还有风险吗？买到手里，只要弄到市场交易出去赚个差价那就是钱。干不干？”
他这一说，又是江惠先动心了。
她毕竟是金融行业的从业者，比较了解国库券的相关政策。
立马就随声附和。“还有这样的好事？那当然可以干呀。摊派了这么久，现在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有国库券，货源肯定是没问题。而且也不是每个人都能等到到期兑付的，有人急需用钱就会急着把国库券卖掉的。要真是这个价格就能买到国库券，我们即使不能马上卖出获利，也没关系。大不了就存在手里等着到期兑现。最差等两三年也是翻倍的利润。到时候我就能给你们兑出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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