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有了——郝爱莲，可郝爱莲是那个单位的以及住在什么地方尚不清楚，我只好利用工作证一个辖区一个辖区地找同行派出所帮忙。那会儿的人员信息还没有进入微机，要找一个人，须得挨着翻找户籍档案才行。
找第一个派出所时，我与一位比我还要年轻的户籍民警发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发生那次摩擦的原因应该归咎于我，我的过错主要表现在急切和理直气壮两个方面，而这两个方面恰恰是对方所不能理解的。你着急我也正忙着，你那是工作我这里也不是消遣，正当我羞愧万分之际，一位看上去明显比我大着岁数的同行十分友好地领走了我，并与我一起详细翻看了所有的常住人口档案，人虽然没有找到，但我还是握住他的手千恩万谢了一大堆。此后，我就再不敢在自己的行业内部搞急切和理直气壮这两套了，我得表现出一份虔诚地乞求和明显的身份差距来方能获得配合工作的资格。
我这样想了，也这样做了，效果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个派出所查询“郝爱莲”时，我就这样跟人家户籍民警说：“同志您好！我是从乡下来的，也在派出所工作，是贵单位的兄弟单位。我现在正在寻找一个走失的人，与贵市一个叫郝爱莲的有关，可我不知道她的单位和住址，所以我只能一个所一个所的查，恳请您把您的常住人口档案让我看看好吗？”我说完便将工作证双手递到了对方的面前。
对方听了相当客气，相反地埋怨我太客气了，并说自家人的工作理当配合。
我把档案翻了两遍，找到了三个“郝爱莲”记到了本子上，起身要向对方告辞，对方握了我的手说：“中午了，要么就这里吃口便饭，休息休息再走。”
我觉得这是一种常规的礼让，当然不能吃，可心里上还是有许多感激之情的。客气是个很好的见面礼，哪怕只是一个敷衍也是可以打动人的。
告别了礼让的同行，我在一个小馆子里花六块钱吃了一碗米饭和一盘土豆丝就急着骑车奔第一个“郝爱莲”去了。
车子是从我住着的小旅馆里租来的，一天一元，便宜又实惠，还能赶时间，方便一天能多找几个“郝爱莲”。
敲开第三个“郝爱莲”的房门时，为我开门的是一个老太太，满嘴没了牙齿，只看见舌头在唇间灵活地打转。我问老人家这里有个叫郝爱莲的吗？老人家说我就是，我羞得赶紧退出了房门。伯父伯母跟我说郝爱莲是谷媛媛一块下乡的知青，我疏忽得竟然只记了地址没记出生年月，我这也算是个警察？太羞煞人了！
以后我一边找一边弥补自己的不足，终于在第九个派出所找到了郝爱莲本人。
没有料到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郝爱莲竟然还能认出我来，我认出她来是有准备的，从伯父伯母提到她名字的时候我就在大脑里一直搜索着她形象的视频。而她认出我来是我想不到的，“你是阳子？”我当时一愣，愣过之后才向她点了点头，“你咋一下就能认出我来？”郝爱莲说：“你小子就差跟我俩睡觉了，我还能认不得你？”说完就大笑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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