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建国三年的夏天，是在一种令人心头发慌的、持续的高温与干燥中度过的。自暮春起，笼罩弘农郡乃至整个关东、中原大地的云层便异常稀薄，雨水吝啬得如同守财奴掌心的铜子。太阳日日毫无遮拦地炙烤着大地，将原本在春日里复苏的些许绿意，一点点蒸干、烤焦。河流水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降，露出干涸龟裂的河床和发黑发臭的淤泥。陂塘见底，井水枯竭。田地里，粟苗、菽豆在持续的暴晒下，从生机勃勃的翠绿，渐渐转为无精打采的蔫黄，最终成片地耷拉下脑袋，枯萎、倒伏，化作一地焦褐。
旱魃为虐，如惔如焚。
弘农郡治，告急的文书雪片般飞向郡府，又由郡府汇总，飞向长安。然而，长安城里那位沉浸于“改制”“祥瑞”的皇帝，和他那些忙于争论“井田”“五均”细节的朝臣，对这来自底层、关乎千万人生死的警报，反应迟钝得令人绝望。有限的赈济，在庞大的灾情和早已朽烂的官僚体系面前，杯水车薪，甚至成了胥吏们新一轮盘剥的机会。
黑石乡乃至整个伏牛山周边，灾情尤为惨烈。山间溪流大多断流，本就贫瘠的坡地几乎颗粒无收。散居山间的猎户、农户，以及那些未被“屯垦营”吸纳的零散流民，最先陷入绝境。他们看着田地里化为焦土的希望，看着空荡荡的米缸和日渐干瘪的肚皮，眼中最后一点属于“人”的光彩，也渐渐被饥饿与绝望吞噬。
然而，在这片被旱魔蹂躏得一片死寂的山野中，黑石岭南麓那处口袋状的山谷，却呈现出一种近乎诡异的、与周遭截然不同的景象。
当陈冲站在新加固的谷口矮墙上，向远处眺望时，目之所及，是枯黄的山峦，龟裂的坡地，了无生气。但当他收回目光，看向谷内时，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谷地中，那条被拓宽加深、并用石块加固了关键段落的主引水渠，依旧有潺潺流水。虽然水量比丰水期减少了大半，却并未断绝。溪流的源头，位于更高处山崖的石缝中，得益于去岁秋冬和今春持续对上游水源地的探查与简单疏导，以及山谷本身相对封闭、植被保存较好的小环境，尚能维持着细水长流。
更重要的是，去岁寒冬，陈冲力排众议、抽调大量人力挖掘的那两个大型蓄水池，此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池中积蓄的冬雪融水和春季雨水，在持续的干旱中，成了救命的甘霖。池水被严格控制使用，通过更精细的分水渠网，优先保证靠近水源的、土质最好的“公田”灌溉。尽管许多新开的梯田和边缘坡地因缺水而歉收甚至绝收，但谷地中央那几百亩核心熟地，在有限水量的滋润和屯户们起早贪黑、如同呵护眼珠般的照料下，粟穗虽然比往年短小，豆荚也稀疏不少，却终究没有彻底枯死，在秋日的热风中，顽强地低垂着沉甸甸的、泛着青黄光泽的穗头。
山谷内部，秩序并未因大旱而崩坏，反而在“屯垦律”和“工分制”的框架下，运转得更加紧张有序。口粮配给进一步缩减，但至少每日还有定量的、掺着野菜和麸皮的稀粥果腹。老弱妇孺被组织起来，更加细致地采集一切可食的野菜、树皮、草根。狩猎队冒险进入更深的山林，但收获寥寥。工械坊的打铁声也稀疏了许多，燃料和铁料都成了奢侈品。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那片即将成熟的、关乎生死存亡的庄稼上。
陈冲的心，却比谷中任何人都要沉重。他知道，山谷这点有限的“抗灾”能力，是建立在前期巨大的投入和牺牲之上的，而且极其脆弱。存粮在飞速消耗，秋收的产量注定远低于预期，能勉强维持谷内两千余人熬过冬天已是万幸，绝无余力外顾。
然而，外界铺天盖地的灾难，并不会因山谷的紧闭门户而停止脚步。旱情最烈时，石勇布设在谷外的暗哨，便开始不断传回令人心悸的消息。
起初，是三三两两面如死灰、步履蹒跚的饥民，在通往山谷的隐秘小径附近徘徊，他们似乎听到了山中“有粮”的模糊传言，抱着最后一丝渺茫的希望寻来，但大多在靠近外围警戒线时，便被巡察队森严的戒备和明晃晃的矛尖吓退，或饿毙在半路。
很快，变成了小股、乃至数十人一伙的饥民群。他们不再躲藏，而是直接涌向黑石乡，甚至试图冲击乡亭，抢夺那点早已空空如也的“官仓”。乡啬夫和仅有的几个差役早已逃之夭夭。饥民们如蝗虫过境，扫荡着一切可能入口的东西，树皮、草根、甚至泥土。死亡如同挥之不去的阴影，笼罩在乡野每一个角落。
再后来，一些明显更有组织、眼神也更为凶狠的“饥民”开始出现。他们手持简陋的棍棒、农具，甚至偶尔能看到锈迹斑斑的刀剑。他们不再满足于搜寻野食，而是有目的地游荡，窥探，似乎在寻找更“肥美”的目标。关于“伏牛山里有大谷，藏粮数千石”的流言，开始在饥民中更广泛地传播，甚至有了更具体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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