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冲的“挨户自陈、抽核查实”之法，并未在陕县引起想象中的轩然大波。倒不是这法子多么精妙，足以化解“王田令”带来的结构性矛盾，而是它更像一剂药力温和的安抚剂，暂时缓解了最直接的对抗。
对于那些占田不多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来说，朝廷要重新“核籍”，虽然令人不安，但既然说了“并非即刻分田”，又允许“自陈”，还拉上了“邻里共证”，观望和侥幸心理便占了上风。对于豪强而言，这法子似乎也留有余地——“自查自报”，听起来比官府直接派人拿着绳尺闯入庄园丈量，要体面得多。尤其杨家，在县令王恺亲自登门，传达了郡府“望着姓表率”的意思，并允诺其“自查”后，那位少主杨伯安虽未明确表态，但至少没再放出“死敌”之类的狠话，算是默许了县寺的“核籍”可以开始。
这微妙的平衡，让王恺和陈冲都暂时松了口气。县寺上下也像是上了发条，开始运转起来。刻写“手实”木牍，分派下乡宣讲的吏员，划定抽核的乡、里……陈冲这个“总司其责”的斗食小吏，骤然间成了县寺里最忙碌的人之一。他拟定的“手实”格式尽可能简单，只要求填写户主、丁口、田亩坐落（大致方位）、亩数（自报）、等次（自估），以及“有无抵押典当”等关键项。他知道，要求越细，反弹越大，填写的阻力也越大，先拿到一个粗糙的基数，总比什么都没有强。
然而，平衡是脆弱的。当“手实”木牍雪花般发下去，回收来的自陈结果，却让县寺中稍有经验的人都心头一沉。
隐瞒、漏报是普遍现象。许多自耕农明显少报了田亩，将中田报为下田，靠近水源的良田报为旱地。至于那些依附豪强的佃户、徒附，交上来的“手实”更是整齐划一得可疑——要么是“无田”，要么是极少量的、位于贫瘠之处的“薄田”，仿佛陕县的土地一夜之间都集中到了最不适宜耕种的角落。而几家豪强，包括杨家，递上来的“自查”册簿，倒是厚厚一摞，格式工整，但仔细看去，田亩数目与县寺旧档相差悬殊，且多将上等水浇地登记为“中田”甚至“下田”。
王恺看着汇总上来的初步数目，脸色铁青。这结果，用脚指头想都知道水分有多大。可限期将近，郡府督邮李某人，像影子一样在县寺里晃荡，不时“关切”地询问进度。若以此敷衍上报，一旦郡府较真，派员下来抽核，立刻就会露馅。
“陈冲，”王恺将陈冲召至二堂，指着那堆问题明显的“手实”和豪强册簿，声音里带着压抑的火气，“‘抽核’之议，是你所提。如今自陈已毕，这‘核’，该如何‘抽’？抽谁？如何核？”
陈冲知道，真正的难关来了。自陈可以糊弄，抽核却不能不做样子，而且必须做出能“发现问题”的样子，至少要让郡府看到县寺是在“认真办事”。但抽核谁？抽核那些明显谎报的自耕农？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激化与普通民户的矛盾。抽核豪强，尤其是杨家？那无异于直接点燃火药桶。
“下吏以为，”陈冲谨慎地开口，“抽核，当有侧重。若泛泛而查，恐难见实效。不若……先易后难，由外及内。”
“何谓先易后难？由外及内？”王恺追问。
“先查‘无田’、‘少田’之户。”陈冲缓缓道，“‘手实’之中，有诸多佃户、流民，自陈‘无田’或仅有‘薄田’数亩。此等人户，最是盼‘王田’以得生计。抽核他们，一则可验其自陈是否属实——或许有那胆大贪心，本有田而诈称无田者；二则，若其果真无田或少田，则正可彰显朝廷‘王田’之本意，为后续‘授田’张本。且核查此类人户，阻力最小，不易生变。”
王恺眉头微皱，思索着。这思路有些道理，先从最弱势、也最可能配合（或最不敢反抗）的群体入手，既能做出“核查”的姿态，积累“成果”，又能安抚一部分人心，甚至为将来可能的“授田”打下基础，至少能堵住郡府质疑县寺“不作为”的嘴。
“那……豪强之田，又当如何？”王恺最关心的还是这个。
“豪强田亩，牵扯甚广，需慎重。”陈冲道，“可先核查其与普通民户田亩交界、或有争议之地。一则，此类地界不清，易生纠纷，核查乃分内之责；二则，可借此窥其田亩虚实，又不至立刻触及核心。杨家……可暂缓，待其他处有些眉目，再择其边缘、零散之地，以‘厘清界至’为名，稍作试探。”
这是典型的“农村包围城市”思路，只不过用在了田亩核查上。避开豪强最核心、最敏感的大片庄园，从其势力范围的边缘、从那些无地少地的贫民入手，慢慢渗透，制造既成事实，积累压力。
王恺沉吟良久，眼下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便依你之议。你先带人，择一两处‘无田’、‘少田’者众，且与豪强田地交界不明之处，试行抽核。记住，务必稳妥，不可激起民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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