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对于大明的长远发展，万历也始终在出手调整。
前两年从倭国各处金山银山挖出来的金银，大部分都发下去以充军饷、修水利、济民生，但到了第三年，情况就变了，绝大多数金银被万历收归太仓与内帑，不再轻易外流。
这个提议，是嘉靖提出来的。
他说，金银一多，便不值钱了。
如今一条鞭法已然推行，赋税折银，市面上的银钱流通量本就大增，哪怕万历后续做过部分改制，若任由海外金银如潮水般涌入，迟早会冲垮大明的本土经济。
朝廷必须出手干预，否则一旦银价崩了，最先乱的就是民间。
接着是盐、铁、布匹、粮食等紧系民生的物资。
朝廷不再放任市价自由浮动，而是主动定价，给每一类都划下底价。
各地平价仓以固定价格收粮，既是保护农户，也是稳住大局。
至于往年积存下来的陈粮，则被拉去朝鲜、倭国、吕宋等地高价倾销，那些地方年年缺粮，大明这边粮仓堆得冒尖，正好把陈粮换成实打实的银子，里外里再赚上一笔。
大明的盛世，从来不只在战马的嘶鸣里，也不在宫阙的金瓦上。
它藏在粮仓与海船之间，在每一笔看似不起眼的买卖里，在每一个老百姓碗中的米粒上。
唯有这样的盛世，才托得住风雨，也经得起年岁。
四月初，大阪，樱花已经落尽了。
城中的街道被前几日的春雨洗得发亮，石板缝里还汪着薄薄的水。
街边的樱树上只剩几片残瓣，风一过，便打着旋儿落到水沟里，顺流而去。
东瀛承宣布政使司衙门外，新挂起了一排红纸，上面用工整的楷书写着今科府试中试的名单。
风从濑户内海吹来，把那些红纸吹得轻轻翻卷，像几面小小的旗。
那红纸是新染的，颜色极正，在灰白的石板街上格外扎眼。
衙门外早围了一圈人，有来看热闹的町人，有来寻自家子侄名字的乡绅，也有几个背着书箱的年轻学子，挤在人堆里，伸长脖子朝榜上看。
每有一个名字被念出来，人群里便响起一阵低低的议论。
陈效站在衙门的台阶上，看着差役把最后一张榜文贴好。
他今天没有穿官袍，只着一件半旧的青布直裰，头上也没戴官帽，只拿根木簪绾着发。
他这两年操持东瀛民政，比在军中时更瘦了些，眼窝微陷，胡子也白了几根。
可他的眼睛还是亮的，像两颗被海风擦过的星子。
他看着榜上那一排陌生的名字，忽然问身边的经历：“这里面，有几个是倭人子弟？”
经历翻开花名册，数了数，道：“回大人的话，今科中试者一十三人，其中汉人后裔七人，倭人子弟六人。六人中，有四人来自军队义学，两人出自乡间私塾。”
东瀛省上汉人后裔的来源，大致可分三类。
一类是随官赴任而来。
一类是历代浮海至此的商贾流民，大多在东南沿海生计无着，为利为命，最终落地生根。
还有一类，则是早年倭寇袭扰沿海时被掳掠上岛的中土子民，被掳时或为农夫，或为工匠，甚或只是半大孩子，却在异乡代代相承，终究也把根扎了下来。
对于这些人，魏学曾、陈效是相对宽容一些的，比如挖矿这种重活，只有倭人去干，他们一般干的监管和做饭等轻松活计。
“六人！”
陈效重复了一遍，嘴角浮起一丝极淡的笑，“不算多，可也不少了。头一回开科，能有六个土生土长的倭人考上来，这扇门就算推开了。明年还会更多。”
此时，九州肥前国的一个小村庄里，一个叫平野次郎的年轻人正站在村口的土路上，手里攥着一卷从城里抄回来的榜文抄件。
他的手在发抖，嘴唇也在抖。
那榜文上，第四行写着他的名字——“平野次郎，肥前国松浦郡人，义学出身，取中第十二名”。
他用了几十年“平野次郎”这四个字，此刻却觉得这名字陌生得厉害，像是从别人的命里借来的。
他家世代为农，从父辈往上数，没有一个人识字。
三年前，明军的义学在松浦郡设了点，平野次郎成了村里第一个主动进去读书的孩子。
那一年他已经十七岁，坐在一群七八岁的蒙童中间，像一株长得太晚的稻子。
可他不怕，他肯学。
先生教《三字经》，他放牛的时候在牛背上背；先生教《百家姓》，他插秧的时候在田垄里写。
三年下来，他从蒙童班读到了义塾科，又从义塾科考进了府试，到如今，竟真真切切地中了生员。
他忽然跪了下去。
村里的泥土刚被春雨泡过，又湿又软，他的膝盖陷进泥里，头磕下去，额上沾了一片黑泥。
他想起了他娘。
他娘没等到这一天，去年冬天就病死了，临死前还拉着他的手，说：“次郎，读书好，读了书就不用种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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