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二十六年三月，苏州。
三月的江南，正是烟雨迷蒙的时节。
雨下得不大，细细密密的，像一层永远也落不尽的丝，把整座苏州城都笼在一片温润的潮气里。
可苏州城里，雨挡不住满城的机杼声。
那声音从城东的织染局传到城西的民户作坊，从胥门外的水巷传到阊门内的大街，此起彼伏，密密匝匝，像一场永远不会停歇的雨。
那声音和雨声不同，雨是软的，机杼声是硬的。
梭子穿过经线时，发出“啪”的一声脆响，像是把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劲头，一下一下地钉进了这座城市里。
织户们天不亮就起来，点着油灯坐在织机前，一梭一梭地织到深夜。
纱线在灯下泛着柔和的银光，织出来的绸缎堆在墙角，一匹压着一匹，等着染坊来收。
绸缎还带着机上余温，摸上去软而滑，像女人的头发。
苏州的绸缎，本就是天下最好的。
如今海路一开，这“最好”二字，便成了“最贵”。
一匹上等的漳缎，运到广州，能卖到二十两，再从广州上了外洋船，到了吕宋、爪哇，甚至更远的西洋地界，那价钱就翻着跟头往上蹿。
苏州城里的织户们未必知道自家的绸缎最后穿在了谁身上，可他们知道，只要机器不停，日子就能一天天好起来。
一个姓沈的织户，祖上三代都以织绸为生。
他家的织机从两张变成了四张，四张又变成了六张。
六个儿子，一人一张机，还有一个小女儿专门纺纱。
沈老翁自己在院中翻修了一间晾房，四壁竹编，顶上覆瓦。
邻里都叫他“沈六张”，这外号里有羡慕，有赞叹，也有几分说不出的眼热。
有人说沈老翁是沾了开海的光，沈老翁也不辩，只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笑眯眯地看儿子们上机下机。
他家的丝，用的是湖州来的好丝；他家的染，请的是苏州城里最有名的染匠。
每回出布，沈老翁都要亲自验货，把绸缎扯到光下，眯着眼看那纹理匀不匀，色泽亮不亮。
有一回，他看走眼了一匹，布面上有道极细的跳纱，被买主退了回来。
沈老翁二话没说，把那匹绸挂在自家堂屋里，天天看，天天摸，像供着一面会吃人的旗。
他教训儿子们说：“咱们沈家的机子上织出来的布，不能有半寸疵。海商的眼睛比刀子还尖，你糊弄他一回，他这辈子不来了。”
儿子们诺诺称是。
苏州府负责修撰地方志的老吏到各坊去录户口、记物产，沈老翁跟他唠了半个时辰。
老吏问一句，他答一句，字字句句都是实实在在的话。
问起一年能织多少绸，沈老翁吧嗒一口烟，说：“早先一年出百来匹，如今能出四百匹，还不够卖。”
老吏手中的笔顿了顿，又问：“这满城的机杼声，何时起的？”
沈老翁想了想，说：“开海之后，日子一天比一天有奔头。”
后来那老吏把他的话写进了这年的志书里，只有短短一行：“万历元年，阖城机杼，百户一机。今则十户五机，机声不绝。”
松江府的情景，与苏州又有不同。
这里不事丝织，以棉布为业。
松江布早已行销南北，自开海以后，更成了海商们争相采购的头等货物。
松江县城里的布庄一条街，从早到晚挤满了南来北往的客商。
有的赶着大车来，有的雇着船来，有的带着外洋来的番银，叮叮当当地往柜台上码。
布庄的伙计们扯开布匹，一尺一尺地量，量完了拿裁刀一划，利利落落。
那裁刀划开布面的声音，又快又脆，比任何吆喝都好听。
布行公所前的价格牌子一个月能换好几回，行情一路见涨。
那牌子是块丈余长的黑漆木匾，用白灰写着各类布价。
每日清晨，布行公会的人便提着木桶和刷子，把昨日的价码擦去，写上新的。
日子久了，那匾上结了一层薄薄的灰浆，像树的年轮，把这一年的行情都一层一层地叠了起来。
一个从山东来的布商，在松江住了半个月，发了十五车布回北边。
临行前，他跟相熟的客栈老板说：“十年没来，松江的布市像换了片天。以前量布，少一尺都算不清；现在量布，整船整船地走，谁还记得按尺算的账？”
他拍拍鼓鼓囊囊的褡裢，“这买卖，做得！”
那客栈老板也是本地人，在布市里转悠了半辈子，闻言笑道：“可不是。如今南边的海商来收布，一开口就是几千匹。那架势，跟买白菜似的。”
山东布商听得咂舌，又叹了口气：“可惜咱本钱小，不然也弄条船，往南边跑一趟。”
客栈老板给他倒了碗茶：“急什么！这世道，有本事的，早晚能吃到肉。”
杭州的茶市又是另一番气象。
三月正是新茶上市的时候，杭州城外的茶山上一片嫩绿，采茶女的竹篓在茶丛间起起伏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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