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采茶女多是从附近州府来的短工，天不亮便上了山，腰间系着竹篓，手指在茶芽上翻飞。
新采的茶芽还带着晨露，绿得发亮，送进山下茶坊时，满坊都是清冽冽的香。
城里的茶市从武林门外一直摆到西湖边上，什么龙井、松萝、日铸、天目，各色名茶都用竹筒封着，外头贴着产地和年号。
买茶的人里，多了许多高鼻深目的南洋商人，也有几个从广州跟着商帮过来瞧热闹的葡萄牙人。
他们学着明人的样子，捏一撮茶叶放在鼻子底下闻，又让通译问“这茶是什么时候采的”。
茶行的牙郎见惯了这些外洋人，知道他们好鲜叶，便专挑那刚炒出来的龙井递过去，连比带划地讲价钱。
一个葡萄牙商人对着一小撮龙井看了又看，闻了又闻，最后摸出一块小银锭，问能买多少。
牙郎用戥子称了称，给他包了半斤。
那葡萄牙人接过茶包，心满意足地走了，一边走一边回头，像捡了个大便宜。
北边的大同，也有了不同以往的光景。
大同城中的集市上，南方的丝绸、布匹、茶叶和北方的皮货、马匹同列一市，蒙古商人和汉商在摊前争得面红耳赤。
那些蒙古商人穿着羊皮袍子，操着蹩脚的汉语，一边比划一边喊价，遇到说不清楚的时候，就在沙地上画几笔。
以前他们来互市，只肯换盐换粮食，如今却愿意用上好的马匹和皮子，换江南的绸缎和松江的细布。
几个从苏州过来的布商，在集市上支起几丈长的竹架，把各色绸布挂起来，风一吹，满架子彩旗似的飘。
蒙古人围着那竹架，眼睛都看直了。
一个蒙古头人用半生不熟的汉语问：“这个，一匹，几匹马？几只羊？”
苏州布商伸出三根手指。
那头人皱起眉头，又去扯那绸子，对着光看。
两人你来我往，争了半日，最后以两匹半马加一包鹿皮成交。
那苏州布商把绸子包好递过去，又作了个揖。
蒙古头人咧开嘴笑了，把绸子往肩上一扛，大步走了。
大同镇的将官们看着集市兴旺，心里也舒坦。
往年边市一开，总得派兵丁在四下里警戒，生怕生出事端。
今年不同，蒙古几部跟塞上的生意做得熟了，知道汉人的商队守规矩，自己也收敛了不少。
当然，与这些年大明发动的战争也不无关系。
宁夏之役、灭倭之战，明军打出来的威风还在，边外的部族谁也不敢轻易捋虎须。
就是建州的努尔哈赤亦是低下了头颅，当了个老实人。
一个在大同守了十几年的老百户，站在城头望着集市上的灯火，对身旁的小校说：“瞧瞧，这才叫过日子的样。以前哪敢想，边城还能有这么热闹的市面。”
那小校不过二十出头，还没成家，闻言道：“大人，听说南边的海商都发了财，咱们北边的生意，也差不了。”
老百户笑了笑，从怀里摸出几个铜板，说：“待会下了值，去集市上买两斤烧酒。今晚加菜。”
北京城的东西两市，比十年前热闹了许多。
东瀛的银锭，吕宋的香料，爪哇的苏木，暹罗的象牙，还有从更远的地方辗转贩来的琉璃、玛瑙，一件件、一箱箱地涌进京城的市面。
白银充裕了，买卖好做了，连带着米价也稳定了下来。
寻常百姓去市上买一斗米，价钱比前几年还略便宜了些，买一匹布，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要算计半天。
胡椒、丁香、肉豆蔻这些从前的稀罕物，如今在药铺和南货店里随处可见，价钱跌了将近一半。
一个姓陆的老秀才，住在宣武门外的小院里，平日里教几个蒙童，偶尔给人写副春联、抄卷经文，日子清简而自在。
他有个习惯，每天傍晚去琉璃厂逛书摊，顺便买几粒胡椒。
他爱吃那东西，从前是舍不得，如今吃得起了。
那胡椒包在一张发了黄的纸里，搁在书案一角，每次翻书时，都能闻见那股辛香。
他常想，这香料，十年前一斤尚值半两白银，如今市价一斤，不过两钱有余。
这年春天，他在自己的笔记里写了一段话，后来被收进了几本杂钞之中，传了开来：
“昔年胡椒一斤值银半两，今一斤值银二钱。万历之世，远物渐近，昔之奇珍，今为日用。此等太平气象，自永乐之后，百年未之有也。余老矣，幸得躬逢其盛。”
他写这笔记的时候，窗外正下着三月的雨，雨点打在院里的芭蕉叶上，疏疏落落。
他搁下笔，吹了吹砚台上未干的墨，自语道：“这辈子，值了。”
然后他起身，走到门口的竹椅上坐下，看雨。
雨丝从檐下飘进来，落在他洗得发白的袍角上，他也不去拂。
他觉得自己像是在一幅画里坐着，画上有雨，有芭蕉，有远处隐隐约约的市声，也有一个老人满足而平静的呼吸。
九边的情形同样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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