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低下头。
“你干什么我都支持。但你要是有什么事——”陈德厚顿了一下，“你跟我说。我帮不了你什么忙，但我不会拖你后腿。”
陈衡看着手里那张信纸。纸面上的字迹很端正，写字的人一定受过训练，笔画之间间距均匀，连墨水的深浅都是一致的。
他想说一些话。想跟老头说他在做什么，为什么有人来家里，为什么他越来越瘦。
但说不了。
说了老头就成了知情人。知情人是危险的。
“爸，你放心。”
就这么一句。
陈德厚看了他半天，没点头，也没再问，转身进了屋。
纱门关上，弹簧拉着门框响了一声。
陈衡一个人坐在院子里，把那张信纸折好，装回信封，揣进上衣口袋里。
他在想一件事——写这封信的人用的是钢笔。厂里用钢笔的人多了去，这不算线索。但纸面上没有折痕以外的压痕，说明写字的时候下面垫了东西，不是随手趴在哪儿写的。字迹工整到这种程度，写的人很有耐心，或者说——这是他们的职业习惯。
情报人员写东西有个毛病：字迹一定清楚。因为传递出去的东西不能有任何歧义，写潦草了接收方看错一个字，可能就是一条命。
这封信不是威胁信。威胁信的目的是吓人。
这封信的目的是试探——看他收到之后会不会慌，慌了之后会做什么。会不会报警，会不会跟组织说，会不会把父亲转移走。
他的反应，就是他们下一步决策的依据。
所以他不能有反应。
至少不能让对方看见反应。
太阳往西移了一截。院子里的影子长了。
五点多的时候，陈德厚从屋里出来，围着围裙，手里拎着菜刀。
“别走了，吃了饭再走。”
他没等陈衡答话，就回厨房了。不是征求意见，是通知。
陈衡起身，跟进厨房。灶台上已经摆了几样菜——五花肉切好了码在碗里，鸡蛋打在碗里加了盐，白萝卜切了块泡在水里。还有一小碟花生米，生的，还没过油。
“我来炸花生。”
“你炸不好，火候掌握不住。”
“我来。”
陈德厚让了让灶台，把油瓶递给他。陈衡往锅里倒了一层油，等热了，花生米哗啦一声倒下去。他用铲子翻着，翻得很勤——花生米这东西，稍微不注意就糊了。
厨房里油烟上来了。灶膛里的火烧得旺，柴火噼啪响。
父子俩一前一后在灶台上忙活，没什么话。偶尔陈德厚说一句“盐递给我”，陈衡就递过去。或者陈衡问一句“酱油在哪”，陈德厚用下巴朝碗柜那边点一下。
六点。饭菜上桌。
红烧肉、炒鸡蛋、炖萝卜、炸花生米。四个菜，摆在一张方桌上。桌面是老榆木的，用了二十多年了，漆面早就磨没了，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纹路。
陈德厚从碗柜里拿出一瓶白酒。本地酒厂产的，度数不高，五十二度。他倒了两个杯子，每杯半杯。
“喝。”
陈衡端起杯子。
两个杯子碰在一起。陈德厚的手大，指关节粗，指甲缝里还有刚才做饭洗不干净的油黑。陈衡的手瘦，骨节分明，手背上能看见青色的血管走向。
酒入喉，辣。
陈德厚夹了一块红烧肉放到陈衡碗里。肉炖得烂，筷子一碰就颤。
“多吃点。你现在这个样子，风一吹就倒了。”
陈衡把肉塞进嘴里。
他吃得很快。不是饿，是不想让老头看出来他没胃口。一碗饭扒拉干净了，他又盛了一碗。
陈德厚喝了两口酒，筷子在盘子里拨着花生米，一粒一粒往嘴里送。他不看儿子，就盯着桌面。
“厂里那个李师傅，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陈衡筷子顿了一下。
“哪个李师傅？”
“就那个戴眼镜的——不是，不戴眼镜，四十来岁那个，有一回来家里找你。”
陈衡记起来了。去年过年的时候，李建国来家里坐过一次。那时候还不知道他的底细，就是同事拜年，坐了二十分钟就走了。
“他怎么了？”
“没怎么。”陈德厚说，“我就是想起来了。那回他来，看了咱家一圈，那个眼神——不像是来拜年的。”
老头没文化，但看人准。
陈衡没接话，低头吃饭。
七点半。天已经全黑了。
陈衡站起来：“我得回去了。”
陈德厚没说“再坐会儿”。他放下筷子，也站起来。
两个人走到院门口。路灯亮着，那种昏黄的光，把电线杆的影子投在土路上。
“回去吧。”陈衡说。
陈德厚站在门框旁边，手揣进棉袄袖筒里。十一月了，晚上冷。他呼出来的气能看见白雾。
陈衡转身走了。
走了十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
老头还站在那儿。路灯的光打在他身上，整个人的轮廓清清楚楚——不高，微驼背，头发白了大半。
陈衡把头转回去，骑上自行车，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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