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衡在记忆碎片里翻了很久，找到了一个画面。
应该是初一，或者初二上学期。原主拿着一张试卷回家，数学，三十八分。他把试卷折成很小的方块，塞在书包最底层。
晚上吃饭的时候，陈德厚问了一句：“最近考试了没有？”
原主低着头：“没有。”
陈德厚嗯了一声，没追问。
原主那天晚上在被窝里把试卷掏出来看了很久，然后折好，塞到了枕头底下。
不是怕挨打——陈德厚从来没打过他。一次都没有。
怕的是那个“嗯”。
陈德厚听到坏消息的时候不会发火，只会嗯一声，然后沉默。
沉默比挨打难受。
一个孩子，想让父亲高兴，又做不到。做不到，就撒谎。撒了谎，又内疚。内疚到睡不着，把试卷从书包底掏出来，塞到枕头底下，隔一层布也觉得硌得慌。
陈衡坐起来。
动作很轻。床板还是嘎吱了一声。
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
试卷不在了。但有别的东西。
一本硬皮笔记本。巴掌大，封面是暗红色的人造革，压了花纹，边角磨秃了。翻开，扉页上写着“陈安”两个字，钢笔写的，蓝黑墨水。
日记本。
陈衡翻到第一页。日期是1973年9月——初三开学。
字不多，每篇三五行，流水账。
“今天开学了。换了新教室，在二楼。窗户正对操场。”
“数学换了老师，姓方。很凶。”
“食堂的包子缩水了，以前一两一个，现在怎么看都不够一两。”
翻过去十几页。有些日子空着，断断续续。
“方老师今天叫我上黑板做题。我不会。站了十分钟。全班都在看我。”
“考了个四十二。不想给爸看。”
“张强说部队在招兵，十六岁就能报名。他要去。我不知道。”
“今天下午帮王叔搬煤。搬了两个小时。王叔给了一碗绿豆汤。”
越往后翻，日期越密。到了1974年春天，几乎每天都写。
“今天毕业考完了。不知道考了多少分。无所谓。”
“张强去报名参军了。他妈哭了一场，又笑了。”
“厂里贴了通知，今年的知青下乡名额出来了。爸没跟我提这事。”
“隔壁楼的李梅也要下乡。去黑龙江。她妈在水池子边洗衣服洗着洗着就掉眼泪。”
陈衡翻页的速度慢下来。
“爸今天晚上喝了酒。一个人坐在厨房喝的。我去倒水，看见他坐在板凳上，端着搪瓷杯子，杯子里是白酒。他看见我，说去睡吧。我就回来了。”
“我问了厂里人事科的赵叔。他说厂里子弟有两条路——下乡或者参军。进厂当工人，现在没名额了。”
“参军的话可能去很远的地方。下乡的话也是很远的地方。都远。”
倒数第三页。
“今天路过河边，看见有小孩在水里扑腾。两个，一大一小。大的那个还行，小的那个不太对劲。”
倒数第二页。
空白。
最后一页。
字迹潦草了很多，笔画歪歪扭扭，有一处墨水洇开了一个圆点——钢笔尖在纸上停留太久。不是写不动，是不知道怎么写。
“爸，我不想下乡。”
六个字。
后面还有半行，被划掉了。划得很用力，看不出原来写的什么。但从笔迹的走向和字距推断，大概七八个字。
陈衡盯着那行划掉的字看了十几秒。
不想下乡。后面想说什么？
不想下乡，但我也不知道该去哪？
不想下乡，可是我能怎么办？
不想下乡，怕你失望？
猜不出来。原主把真心话划掉了，只留了前半句。连在日记本里对自己说话，都不敢把话说全。
陈衡把日记本合上，没急着放回去。手指摩挲着封面那层磨秃的人造革。
枕头底下还有一样东西。
他又伸手摸了摸。指尖碰到硬纸片的边缘。
抽出来。
一张照片。二寸，黑白，边缘泛黄，右下角缺了个小口子。
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圆脸，眉眼清秀，梳两条辫子，穿白衬衫。嘴角含着点笑意，下巴微微扬着，背景是一面砖墙，墙根下长着几丛不知名的花。
照片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字：“玉兰，1960年春。”
陈德厚的笔迹。
1960年，沈玉兰二十五岁，陈安两岁。
两年后她就不在了。
这张照片被一个十六岁的男孩藏在枕头底下，跟日记本放在一起。每天晚上枕着它睡觉，早上起来把枕头拍拍整，谁也看不见。
陈衡把照片翻回正面。
照片里的女人看着他，或者说看着镜头。1960年的某个春天，有人让她站在墙根底下，说笑一个，她就笑了。
那个按快门的人，多半是陈德厚。
陈衡把照片和日记本叠在一起，重新塞回枕头下面。
他重新躺下，手搁在脑后。
天花板上那块水渍在夜色里变成了一团暗影。
从现在起，陈德厚是他的父亲。
不用下乡了。也不用参军。
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窗外又开始滴水了，不是雨，是房檐上积的水没滴干净。
啪嗒，啪嗒，间隔越来越长。
陈衡闭上眼。
明天，得想办法进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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