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北京贡院。寅时三刻,天还黑着,贡院门外已经灯火通明。数千名考生从京城各处汇集而来,排成数条长龙,蜿蜒曲折,一眼望不到头。寒风中,有人缩着脖子跺着脚,有人捧着书本借着微弱的灯笼光做最后的温习,还有人闭目养神,口中念念有词。
这座贡院,是刘旭入主北京后下令重修并扩建的。原本的明远楼、至公堂修缮一新,号舍从原来的数千间增加到一万余间,每间都重新铺了地砖,加了顶棚,虽然依旧简陋,但比原先那些透风漏雨的破旧号舍强了不知多少倍。
卯时正,贡院大门缓缓打开。
“进场——!”
唱名声此起彼伏。考生们按照号牌,依次进入。门口站着数十名士兵,两人一组,对每一个入场的考生进行搜身。
“张开双臂!”
“把考篮打开!”
“鞋袜脱了!”
这是历朝历代的规矩,防止考生夹带作弊。但今天,士兵们搜得格外仔细——头发里、衣缝中、笔管里、糕点里,甚至连鼻孔耳朵都要看一眼。
“这……这是做什么?”一个考生被捏着鼻子检查,脸涨得通红。
士兵面无表情:“奉命行事。得罪了。”
很快,搜出了第一个作弊的。
那是个三十来岁的书生,看着斯斯文文,结果袜子里藏着一张小抄,密密麻麻写满了四书五经的注解。被搜出来时,他脸色煞白,腿都软了。
“带出去,记名,永不录用。”
负责的军官挥了挥手,两个士兵就把那书生拖了出去。他挣扎着喊:“饶命!饶命啊大人!小的一时糊涂……”
没人理他。接下来,又有十多人被搜出夹带。有的把抄写在纸上塞进饼里,有的把字写在手心里再用墨涂黑,还有的把小抄缝在衣服夹层里。最离谱的一个,竟然把抄写的内容用蝇头小楷写在巴掌大的纸上,卷成小卷,塞进……不可描述的地方。
搜身的士兵捏着鼻子把那小卷挑出来,一脸嫌弃:“带出去,洗干净,然后送官。”
围观的考生们有的窃笑,有的摇头,有的暗自庆幸自己没动这歪心思。前后搜出数十个作弊者后,进场终于告一段落。
辰时正,考生们各就各位。数千多间号舍,密密麻麻排列着。每间只有三尺见方,一张矮桌,一个蒲团,一个便桶。桌子上摆着笔墨纸砚,还有一盏油灯——虽然白天用不着,但万一考到夜里呢?
主考官登上至公堂,高声道:“诸生听宣——本次科考,共三场,每场三日。今日第一场,巳时开考,酉时收卷。各号舍备有茶水,午时供应饭食。不得交头接耳,不得左顾右盼,违者黜落!”
声音在空旷的贡院中回荡。巳时正,考题发下来了。阎应元接过考卷,定睛一看,愣住了。不是四书五经的题目?他揉了揉眼睛,再看一遍。没错,不是。
第一题:论如何治理一方百姓,使之安居乐业。
第二题:某县有荒地千顷,欲开垦耕种,当如何筹措农具、耕牛、种子?需钱粮几何?如何调配?
第三题:黄河水患,历代为患。若有河道淤塞,当如何疏浚?需动用民夫几何?工期几何?如何防止复淤?
阎应元倒吸一口凉气。
这……这跟考官们押的题完全不一样啊!他背了三个月的四书五经,准备了无数篇八股范文,结果一个都没用上?
他抬起头,偷偷看了一眼旁边的号舍。只见那个考生也是一脸茫然,盯着考卷发呆。再看远处,有人已经开始抓耳挠腮,有人苦着脸咬着笔杆,还有的直接趴在桌上,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牢骚声隐隐传来。
“这……这考的是什么啊?我读了二十年圣贤书,头一回见这种题目……”
“治理百姓?开垦荒地?疏浚河道?我是来考科举的,不是来当县官的!”
“算数题?我连算盘都不会打,怎么算?”
阎应元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想起父亲生前说过的话:“为官一方,不是会背几句圣贤书就行的。你要懂百姓的疾苦,懂农桑水利,懂钱粮收支。否则,就算中了进士,也是个糊涂官。”
父亲的话,此刻字字在心。他提笔,开始答题。与此同时,距离阎应元不远的一间号舍里,夏完淳也在发呆。
他才十六岁,虽然聪慧过人,但这些题目对他来说,还是太难了。尤其是那几道算数题——什么“某县有田三千亩,每亩收粮两石,按十之二征税,该征粮几何?”——他算了好几遍,答案都不一样。
“可恶……”他咬着笔杆,小声嘟囔。
但当他看到后面的题目时,眼睛突然亮了。
有一道题,问的是火药配制比例——“硝、硫、炭三者,当以何比例相配,方能火力最猛?”夏完淳曾在父亲的藏书里看过一本《火攻挚要》,里面详细记载了火药的配方。他兴奋地提笔写下:硝十斤,硫一斤五两,炭一斤十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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