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北京贡院。寅时三刻，天还黑着，贡院门外已经灯火通明。数千名考生从京城各处汇集而来，排成数条长龙，蜿蜒曲折，一眼望不到头。寒风中，有人缩着脖子跺着脚，有人捧着书本借着微弱的灯笼光做最后的温习，还有人闭目养神，口中念念有词。
这座贡院，是刘旭入主北京后下令重修并扩建的。原本的明远楼、至公堂修缮一新，号舍从原来的数千间增加到一万余间，每间都重新铺了地砖，加了顶棚，虽然依旧简陋，但比原先那些透风漏雨的破旧号舍强了不知多少倍。
卯时正，贡院大门缓缓打开。
“进场——！”
唱名声此起彼伏。考生们按照号牌，依次进入。门口站着数十名士兵，两人一组，对每一个入场的考生进行搜身。
“张开双臂！”
“把考篮打开！”
“鞋袜脱了！”
这是历朝历代的规矩，防止考生夹带作弊。但今天，士兵们搜得格外仔细——头发里、衣缝中、笔管里、糕点里，甚至连鼻孔耳朵都要看一眼。
“这……这是做什么？”一个考生被捏着鼻子检查，脸涨得通红。
士兵面无表情：“奉命行事。得罪了。”
很快，搜出了第一个作弊的。
那是个三十来岁的书生，看着斯斯文文，结果袜子里藏着一张小抄，密密麻麻写满了四书五经的注解。被搜出来时，他脸色煞白，腿都软了。
“带出去，记名，永不录用。”
负责的军官挥了挥手，两个士兵就把那书生拖了出去。他挣扎着喊：“饶命！饶命啊大人！小的一时糊涂……”
没人理他。接下来，又有十多人被搜出夹带。有的把抄写在纸上塞进饼里，有的把字写在手心里再用墨涂黑，还有的把小抄缝在衣服夹层里。最离谱的一个，竟然把抄写的内容用蝇头小楷写在巴掌大的纸上，卷成小卷，塞进……不可描述的地方。
搜身的士兵捏着鼻子把那小卷挑出来，一脸嫌弃：“带出去，洗干净，然后送官。”
围观的考生们有的窃笑，有的摇头，有的暗自庆幸自己没动这歪心思。前后搜出数十个作弊者后，进场终于告一段落。
辰时正，考生们各就各位。数千多间号舍，密密麻麻排列着。每间只有三尺见方，一张矮桌，一个蒲团，一个便桶。桌子上摆着笔墨纸砚，还有一盏油灯——虽然白天用不着，但万一考到夜里呢？
主考官登上至公堂，高声道：“诸生听宣——本次科考，共三场，每场三日。今日第一场，巳时开考，酉时收卷。各号舍备有茶水，午时供应饭食。不得交头接耳，不得左顾右盼，违者黜落！”
声音在空旷的贡院中回荡。巳时正，考题发下来了。阎应元接过考卷，定睛一看，愣住了。不是四书五经的题目？他揉了揉眼睛，再看一遍。没错，不是。
第一题：论如何治理一方百姓，使之安居乐业。
第二题：某县有荒地千顷，欲开垦耕种，当如何筹措农具、耕牛、种子？需钱粮几何？如何调配？
第三题：黄河水患，历代为患。若有河道淤塞，当如何疏浚？需动用民夫几何？工期几何？如何防止复淤？
阎应元倒吸一口凉气。
这……这跟考官们押的题完全不一样啊！他背了三个月的四书五经，准备了无数篇八股范文，结果一个都没用上？
他抬起头，偷偷看了一眼旁边的号舍。只见那个考生也是一脸茫然，盯着考卷发呆。再看远处，有人已经开始抓耳挠腮，有人苦着脸咬着笔杆，还有的直接趴在桌上，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
牢骚声隐隐传来。
“这……这考的是什么啊？我读了二十年圣贤书，头一回见这种题目……”
“治理百姓？开垦荒地？疏浚河道？我是来考科举的，不是来当县官的！”
“算数题？我连算盘都不会打，怎么算？”
阎应元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想起父亲生前说过的话：“为官一方，不是会背几句圣贤书就行的。你要懂百姓的疾苦，懂农桑水利，懂钱粮收支。否则，就算中了进士，也是个糊涂官。”
父亲的话，此刻字字在心。他提笔，开始答题。与此同时，距离阎应元不远的一间号舍里，夏完淳也在发呆。
他才十六岁，虽然聪慧过人，但这些题目对他来说，还是太难了。尤其是那几道算数题——什么“某县有田三千亩，每亩收粮两石，按十之二征税，该征粮几何？”——他算了好几遍，答案都不一样。
“可恶……”他咬着笔杆，小声嘟囔。
但当他看到后面的题目时，眼睛突然亮了。
有一道题，问的是火药配制比例——“硝、硫、炭三者，当以何比例相配，方能火力最猛？”夏完淳曾在父亲的藏书里看过一本《火攻挚要》，里面详细记载了火药的配方。他兴奋地提笔写下：硝十斤，硫一斤五两，炭一斤十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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