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字扫盲令颁布的那天，无名谷里哀嚎一片。
哀嚎的主要是那些队长们——尤其是战兵队的几个老粗。用马向前的话说：“让俺拿刀砍人，眼睛都不眨；让俺拿笔写字，手抖得跟抽风似的！”
但李根柱这次很坚决。
他在军政司的告示板上贴了张黄纸，上面就三句话： 一、所有队长（含副队长），三月内须识五百字。 二、每月考核，不合格者暂免其职，待合格后复任。 三、新任队长，须通过识字考校。
落款处盖着军政司的大红印，旁边还有李根柱的亲笔签名——这几个月他练字狠，签名已经像模像样了。
“这是要咱们的命啊！”战兵二队队长刘大锤蹲在告示板前，脸皱得像苦瓜。他是个铁匠出身，臂力能抡二十斤大锤，可握笔就像握烙铁。
“也不全是坏事。”旁边有人插话，是侯七。这斥候队长识些字——以前当夜不收时要记地形画草图，逼着学了点。“认了字，至少不会让人在文书上糊弄你。”
“谁敢糊弄老子？”刘大锤瞪眼。
“以前不敢，以后呢？”侯七指着山谷里越来越多的人，“等咱们有了几千人几万人，光靠嘴说能管过来？不得看文书、批条子？你不认字，底下人乱写乱报，贪了你的粮饷你都不知道。”
刘大锤不说话了。
道理谁都懂，可做起来难。
第一天开课，设在最大的石洞——现在叫“讲武堂”。李凌当先生，底下坐着二十多个队长副队长，个个坐得像受刑。
孙寡妇坐在第一排。她面前摆着石板、炭笔，腰刀解了放在脚边——这是规矩：上课不带兵器。
李凌先在石壁上用石灰块写了个“兵”字。
“兵，当兵打仗的兵。”他说，“左边一个‘斤’，是斧头；右边一个‘廾’，是双手。合起来，就是双手持斧的人——当兵的。”
马向前举手：“李先生，咱们用刀用枪，不用斧头啊？”
“这是古字，意思到了就行。”李凌解释，“记住这个字，以后看军令，看到‘兵’字就知道是说咱们。”
接着写“粮”、“令”、“功”……
一堂课教了十个字。下课时，李凌布置作业：“每人把这十个字写十遍，明天检查。”
队长们愁眉苦脸地散了。
孙寡妇没走。她等人都出去了，才问李凌：“李先生，我有个法子——能不能把字和实物对着教？比如教‘刀’字，就拿把刀来；教‘粮’字，就抓把米。”
李凌眼睛一亮：“这法子好！形象，好记。”
从第二天起，讲武堂就变了样。
教“刀”字，张铁锤真扛了把刀来，在黑板上画了刀的形状，旁边写个“刀”字。教“弓”字，侯七拿了张弓，比划着说：“看，这字就像弓的形状。”
教“马”字时，牵了匹瘦马到洞口——马是缴获的，只剩三匹了。李凌指着马说：“这字上头是马头，中间是马身，下面是四条腿。”
队长们围着看，这回真记住了。
但也有死活学不进去的。
刘大锤连续三天把“令”字写成“今”，把“伍”字写成“五”。李凌罚他课后留堂，单独教。
“刘队长，你看这‘令’字，”李凌耐心解释，“上面是‘今’，下面是‘卩’。发号施令的人，得有印信——‘卩’就是印的样子。”
刘大锤抓耳挠腮：“俺就记得住锤子……”
“那你记这个，”李凌灵机一动，“‘令’字像不像个人跪着接令？你是队长，发令的人，得记住自己身份。”
这么一说，刘大锤突然开窍了：“噢！懂了！发令的人！”
他终于在石板上歪歪扭扭写出了正确的“令”字，高兴得像打胜仗。
孙寡妇学得最拼。
她每天除了处理军务，雷打不动学两个时辰。煤油灯下，石板写满了就擦，擦了再写。手指磨出了茧，炭灰常常糊一脸。
有天夜里，李根柱巡查路过讲武堂，看见里面还亮着灯。推门进去，孙寡妇正对着石板较劲。
“这个‘策’字……总写不对。”她头也不抬。
李根柱走过去看。石板上，“策”字写得东倒西歪，竹字头大得像筐，下面的“朿”小得像根针。
“我教你个法子。”李根柱接过炭笔，“竹字头要写扁，像竹简；下面这个‘朿’，是木刺——古人在竹简上写字，用刀刻，像刺进去。合起来，就是书策、计策。”
他一笔一画写了个端正的“策”字。
孙寡妇照着写，第三遍终于像样了。
“谢了。”她放下炭笔，揉了揉手腕，“你咋会这么多？”
“以前……”李根柱顿了顿，“以前家里逼着学的。”
他没说真话——穿越前那点义务教育底子，在这时代居然成了宝贝。
孙寡妇也没深究，她看着满石板密密麻麻的字，忽然问：“李根柱，你说咱们这么折腾，真有用吗？”
“有。”李根柱说得很肯定，“一支军队，要是连自己的军令都看不懂，永远只能是流寇。咱们要走的，是另一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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