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也深了，该歇了，也该想着往那条无名的路上挪步了。没别的想说的，就这样吧。晚安。走了。
你总有一天会明白，孤独是常态，像我们这样的人永远不配拥有理想和感情。
苦难只是苦难，它只会让自我的那块石头越来越深，变成厚厚的茧，我只希望我死的那天能够静下来，或者说像是燃烧的火焰，也是可以的。
不说了，没什么可说的，就这样吧，今天重阳节，该出门了，或者说去做些事情，而不是等死，尽管所有事情很多都是无所谓，没意义的。
（二）
我是被冻醒的。南方的梅雨季刚过，出租屋的墙皮还渗着潮气，空调开到26度仍觉得骨头缝里凉，伸手摸了摸后颈，竟真有一层薄汗，像梦里雪山的融水，沾着就不肯干。
睁开眼时，窗外的天刚蒙蒙亮，楼下小吃摊的煤炉已经烧起来了，油烟裹着葱花的味飘进窗，混着隔壁工友打呼的声音——这才是我的现实。但闭上眼，那片雪山又清晰起来：雪不是电视里那种蓬松的白，是发灰的，沾在冲锋衣上就化不开，冻得我鼻子尖发麻。一开始身后是有人的，阿强说要跟我一起“登个顶，拍张照发朋友圈”，小美还塞给我一块巧克力，说“万一饿了呢”。可走了没半小时，阿强就停下了，搓着冻红的手说“这破山有啥好爬的，不如回去打麻将”，小美跟着附和，说“鞋湿了，再走该感冒了”。我没劝，就看着他们转身往回走，脚印很快被新雪盖掉，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踩着没过脚踝的雪，往那看不清楚的山顶走。
手机在枕头底下震了震，是老家发来的短信，问我“中秋回不回”。我翻了个身，想起梦里另一段路——赶火车。也是这样，一开始说好一起走的人，到了站台就散了。阿芳说“男朋友来接我，不去外地了”，老周拍了拍我肩膀“老板留我加班，你先走吧”。我攥着那张没座位的站票，看着他们一个个离开，最后火车鸣笛时，只有我一个人挤上了车门。车厢里满是泡面和汗味，我靠在过道的栏杆上，看着窗外的树往后退，不知道这火车要开去哪，只知道不能下车。
现实里的我，也总在赶各种车。每天早上六点半，要准时在公交站等302路，晚一分钟就会被堵在工业区的路口，迟到要扣五十块。那天我就差点晚了，梦里的公交车摇摇晃晃，我抓着扶手找座位，可每个座位上都有人，他们要么低头玩手机，要么假装睡觉，没人给我让个位置。我站在后门，看着窗外的街景一闪而过，突然就慌了——我不知道这趟车要开到哪，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惊醒时，发现自己攥着床头的毛巾，手心全是汗，一看表，六点二十，赶紧爬起来穿衣服，连牙都没刷就往公交站跑。
南方的打工区是真的乱。晚上下班回去，总能看见巷子里有人吵架，要么是情侣闹分手，要么是工友为了几块钱的赌债争执。有次跟我同宿舍的小李，带了个女孩回来，半夜吵得整个楼道都听见，第二天女孩哭着走了，小李还跟我们炫耀“现在的小姑娘，好哄”。还有人晚上不睡觉，聚在宿舍里看那些美剧，里面又是枪战又是出轨的，他们看得哈哈大笑，我却觉得闹得慌。我不是装清高，只是总想起我妈说的“日子要过得扎实，别像飘着的柳絮”。我在工厂里做零件，每天重复同一个动作，虽然枯燥，但每个月发工资时，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心里就踏实。我不跟他们一起去酒吧，也不跟人搞那些不清不楚的关系，有人笑我“老古板”，我也不辩解——每个人的路不一样，我就想走我自己的路，哪怕慢一点，哪怕是一个人。
昨天晚上，我又梦到雪山了。这次雪下得更大，风刮在脸上像刀割。我还是一个人，但手里多了根木棍，是我从山脚下捡的，能撑着走得稳一点。我不再回头看那些走散的人，也不再想山顶有没有风景，只是一步一步踩着雪往前走。走累了，就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硬糖——是我白天在超市买的，橘子味的，含在嘴里，能尝到一点甜。
梦醒后，我坐在床上发了会儿呆，然后起身去煮了碗面条，打了个鸡蛋。窗外的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照在对面楼的阳台上，有个老太太在晒被子。我看着那片被阳光晒得金黄的被子，突然觉得，不管是梦里的雪山，还是现实里的公交、火车，其实都是一条路。这条路或许孤独，或许难走，但只要一直走下去，总能走到有光的地方。
今天晚上下班，我打算去超市再买袋橘子糖，下次再梦到雪山，就多带几块，万一走得久了，能多尝点甜。至于那些走散的人，我也不怪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向，我只要把自己的路走稳了，就好。
（三）
醒来时最先感知的不是光，是霉味。
宿舍的窗玻璃裂着一道斜纹，像谁用指甲抠出来的旧伤疤，南方的潮气裹着雨丝从缝里钻进来，在墙面上洇出一片片灰黑色的霉斑。我盯着最显眼的那一块，它长得像张人脸，嘴角扯着恶意的弧度，眼睛是两个深一点的霉点，正一眨不眨地盯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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