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苑太液池西南角那座叫作“澄晖堂”的偏僻殿阁,在深秋的雨夜里只有檐角一盏孤零零的气死风灯还亮着。当程允执推开那扇已经有些歪斜的柏木门时,扑面而来的不是霉味,而是一种混合了新刨木屑与陈年灰尘的古怪气息——那是最近才有人来打扫过,却又刻意保持原状的痕迹。
“这里,”皇帝的声音从殿阁深处传来,带着雨夜特有的空灵感,“是仁宗皇帝还是太子时,偶尔读书静思的地方。朕小时候,曾随祖父来过一次,记得最深的是……”他顿了顿,“是藻井上那圈木雕的经文。”
程允执抬头望去。在昏黄的灯光下,藻井确实刻着一圈梵文,但年深日久,金漆剥落,只留下深深浅浅的刻痕。“陛下召臣等来此,想必不是为看藻井。”
殿阁里已经坐了六个人。于谦、商辂、伯颜帖木儿都在,还有三位程允执没想到会出现在此的人:一位是已致仕多年的前户部尚书王直,须发皆白,但眼神依旧锐利;一位是锦衣卫指挥使樊忠,穿着寻常的褐布直裰,完全没有平日飞鱼服的威仪;最后一位竟是位老宦官——司礼监随堂太监金英,正统年间因得罪王振而被排挤,后来被皇帝暗中保全,在宫中做些管理旧档的闲差。
七把椅子围着一张普通的榆木方桌,桌上没有茶具,只有一盏油灯,灯下压着一本薄薄的、封面无字的册子。
“坐。”皇帝自己坐在主位,示意程允执坐在他左手边空着的椅子,“今夜叫你们七人来,是要立一个永远不会见于史册的约定。”
雨声敲打着窗纸,衬得殿内格外寂静。金英公公佝偻着身子,将油灯的灯芯拨亮了些,火光在七张脸上跳动。
“朕这些日子,常想起宣德年间的一桩旧事。”皇帝的声音很平稳,像在讲述一个与己无关的故事,“那时朕还是幼童,随祖父去南京。某夜宫中走水,火势不大,但值守太监惊慌失措,竟忘了该先救哪个殿、先移哪些典籍。若不是一个老尚膳监的太监记得《永乐大典》存放的精确位置,及时带人抢出最珍贵的几箱,损失将不可估量。”
他环视七人:“朝廷也是一座大宅子。平日有管家(内阁)、有护院(兵部)、有账房(户部),各司其职。可若突然起了大火——不是真的火,是比如新君年幼、权臣擅权、边关生变、天灾肆虐同时发生——那时候,该由谁来告诉慌乱的人们,该先救什么、该先保什么?”
于谦沉声道:“陛下已立顾命之制,又有《中兴法典》为纲……”
“制度是防君子,不防小人;是治常情,不治突变。”皇帝打断他,“朕要的,是一个在制度完全失灵时,还能启动的‘最后开关’。”他翻开桌上那本无字册,第一页只画了一个简单的七边形,每个角上写着一个字:文、武、谍、财、礼、边、宫。
“这七个字,对应你们七人。”皇帝的手指在七边形上缓缓移动,“程允执——文,掌内阁票拟、法典解释;于谦——武,掌兵符调动、边军制衡;樊忠——谍,掌锦衣卫密报、监察百官;王直——财,掌国库密账、应急钱粮;商辂——礼,掌舆情引导、士林风向;伯颜帖木儿——边,掌蒙汉联络、边情预警;金英——宫,掌内廷稳定、皇家印信。”
每个人都看着自己对应的那个字。樊忠的喉结动了动,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沉默了。
“你们七人,互不知晓彼此在此的身份。”皇帝继续道,“平日各司其职,绝不联络。唯有三种情况同时出现时,这个‘七边形’才需启动:其一,新君登基未满三年;其二,内阁首辅与兵部尚书意见相左且无法调和;其三,锦衣卫与东厂同时报告‘京城有异动’。”
程允执倒吸一口凉气。这三个条件,几乎涵盖了所有最危险的权力交接期可能出现的乱象。
“如何启动?”于谦问出了关键。
皇帝从怀中取出七枚特制的铜符,每枚只有拇指大小,正面刻着“急”字,背面则刻着七人各自对应的那个字。“这些符,是朕让工部用铸炮的青铜余料,在深夜单独熔铸的。模具已毁,世间仅此七枚。”他将铜符逐一发到每人手中,“当那三种情况同时出现,且你们中任何一人判断‘已到万分危急之时’,便可携带此符,在每月的朔日或望日子时,独自来到这座澄晖堂。”
“来了之后呢?”商辂握紧了手中那枚刻着“礼”字的铜符,声音有些发紧。
“来了之后,”皇帝指向藻井,“看那里。”
众人抬头。在油灯光晕的边缘,能看见藻井中央有一块木板颜色略新。金英公公颤巍巍地站起,用一根特制的长竹竿,轻轻顶了顶那块木板。木板滑开,露出一个黑黝黝的洞口,从里面垂下一根细细的铜链。
“拉动铜链,”皇帝说,“藻井的机括会转动,露出七个小格,每个格里有一封朕亲笔写的密信。七封信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应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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