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真正的难题在“塾师考选”。许多州县根本凑不出足够通过考选的读书人——有才学的早奔科举去了。其其格带着宗学子弟，选了顺天府下五个县做调研。小丫头发现一个现象：各县都有不少屡试不第、但确通文墨的老童生，他们靠代人写书信、抄经卷、看风水勉强糊口。
“这些人，”她在报告中写道，“若给他们一份稳定的束修，让他们专心教蒙童，或许比那些心在科举的年轻秀才更合适。”
程允执由此放宽了考选标准：凡通《四书》、能讲解《小学》、善书法者，无论功名，皆可应试。考选不试诗赋时文，专考蒙学教学——如何教孩童握笔，如何讲解字义，如何维持学堂秩序。
初夏，第一场塾师考选在顺天府学举行。来了六十七人，最年轻的二十五岁，最年长的六十八。考题三则：一是当场书写“天地人”三字，需端正可摹；二是讲解“孝悌忠信”四字在蒙童能懂的范围；三是模拟处理“两个蒙童在堂上打架”的情境。
一个五十六岁的老童生，考到第二题时，没有引经据典，而是说：“孝，就是爹娘叫你吃饭，你放下泥人马上来；悌，就是哥哥的笔掉地上了，你捡起来还他；忠，就是答应先生今日背十句书，就一定要背完；信，就是借了同窗的半块墨，说好明天还，哪怕下雨也要送到。”
主考的府学教授起初皱眉，觉得“太俗”，但其其格在旁轻声说：“可蒙童……不正是要先懂这些‘俗’理，才能懂经书里的‘雅’义么？”
老童生被录用了。放榜那日，他捏着那张录用文书，在府学门口站了足足一刻钟，然后朝着孔庙方向，整了整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青衫，深深三揖。
然而更大的考验在“蒙学新编”。旧有蒙书多艰深，且只重识字，不重实用。程允执请了几位通算学、农学、地理的学者，与有经验的塾师一起编纂新教材。伯颜帖木儿提议加入草原常识：“比如教‘羊’字，可以讲绵羊与山羊的区别，讲羊毛如何变成毡子；教‘马’字，可以讲马要喂盐，讲怎么从马蹄声听出马的健康。”
其其格则坚持要加插图：“蒙童认字，先认的是形。把字和图画放在一起，就像……就像在沙盘上写字的同时，也在心里画下了那东西的模样。”
新教材定名《启蒙图说》，分三册：第一册《天地人》，三百常用字配生活插图；第二册《日用知》，讲衣食住行中的常识与简易算术；第三册《乡土情》，介绍本地风物、简单律法、孝悌故事。每册字大行疏，纸张厚实，雕版时刻意加深笔划——为了耐磨，也为了蒙童描红时不易晕染。
六月，第一所按新制重建的社学在大兴县西山村开学。塾师正是那位老童生，十五个蒙童坐满了修缮一新的土坯房。开学第一课，老童生没急着发书，而是让每个孩子伸出右手，教他们怎么握笔。
“笔要这样拿，像握着一只刚出壳的小鸡，”他粗糙的手覆在一个孩子的小手上，“不能太紧，紧了小鸡会疼；不能太松，松了小鸡会跑掉。”
孩子们咯咯笑起来。然后他发下《启蒙图说》第一册，翻开第一页，是斗大的“天”字，旁边画着蓝天白云。“这个字念‘天’，就是我们头顶上这片。”他指着窗外，“谁能说说，天底下有什么？”
“有鸟！”“有云！”“有太阳！”稚嫩的声音此起彼伏。
“对，都有。”老童生点头，“以后我们学的每一个字，都是这天底下的一样东西、一桩事情。字不是写在纸上死的东西，是活的，就像鸟会飞、云会飘、太阳会升会落。”
远处的山坡上，程允执、伯颜帖木儿、其其格静静望着那间传出琅琅童声的土坯房。窗纸上映着蒙童们挺直的小小身影。
“草原上教孩子认星，”伯颜帖木儿望着蓝天，“第一颗指的不是最亮的，是北斗星。因为它永远在北方，迷路了，抬头找到它，就能找到方向。”他顿了顿，“这些孩子学的第一个字……也许就是他们的北斗星。”
其其格正在记录开学见闻，小丫头在最后写道：“王寡妇今天也来了，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她说要跟着重新学，怕自己以前教错了孩子。她握笔的手还是抖，可描红的笔划，比沙盘上的清晰了一百倍。”
程允执的目光从社学移向更远的山野。那里还有无数个“西山村”，无数个无书可读、无师可教的蒙童。这套刚刚重建的公共教育体系，像一个刚刚学会不再仅仅满足于在册页上记录数字、而是要把笔墨真真切切递到每一只稚嫩手中的播种者，虽然力量微薄，却已在这片习惯了“读书是少数人特权”的土地上，为最基础的识字开蒙，凿出了第一道虽然狭窄却透进光亮的裂隙。而那些在粗糙大手中被矫正握姿的小手，那些第一次在课本上看见自己熟悉世界的惊喜眼睛，那些在暮年重新坐回学堂的、颤抖而执着的背影，此刻正将“教化”这个曾经高悬在庙堂之上的宏大词汇，一寸寸地沉淀为乡野土坯房里具体的一笔一划、一字一句，让它变成一种可以触摸、可以模仿、可以随着童声琅琅生长起来的，文明最朴素而坚韧的根系。就像那套新雕版的《启蒙图说》，厚重的纸页在夏日的微风里轻轻翻动——它们沉默地摊开在木桌上，用端正的字体与朴素的图画告诉每一个初入此门的蒙童：从这里开始，世界将不再是一团模糊的影子，而是一个个可以辨认、可以呼唤、可以慢慢读懂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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