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紫金山南麓的国子监尊经阁，在秋日干燥的空气里漂浮着新研墨锭的松烟气息。程允执推开顶层那扇面向长江的雕花木窗时，正看见十二张宽大的梨木长案在阁内排成三列，每张案上都堆着高高低低的卷宗。最靠近窗边的那张案上，摊开着一本边角已经磨损的《大明律》洪武刻本，纸页在穿堂风里微微颤动，露出内页朱笔批注的密密麻麻的蝇头小楷——那些是自永乐至正统年间，历代刑官对律条在实际审断中遇到的疑难所做的私注。
“这里，律曰：‘凡盗田野谷麦菜果，计赃准窃盗论。’”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刑名指着泛黄的律文，声音沙哑如磨砂，“可正统三年江西有个案子，饥民偷了地主田里未熟的青麦穗充饥，按律该杖六十、徒一年。但主审官批注：‘青麦非谷麦，且值饥年，当从轻。’最后只笞二十了事。”他的手指抚过那行朱批，“这就是律是死的，情是活的。”
伯颜帖木儿站在另一张案前，案上摊开的是厚厚一摞《各部则例抄录》。蒙古贵族的目光停在一页关于“茶马互市”的细则上，那页纸被反复翻阅，边缘已经起毛。“草原上与明朝互市，按则例，马匹分三等，茶砖分五级。”他抬起头，看向阁内忙碌的书吏，“可实际交易时，马的老幼、肥瘦、齿口，茶的陈新、压制的松紧、运输的损耗，则例里都没写清楚。于是……”他顿了顿，“就靠税吏的眼、秤、和心情。”
其其格带着礼部、户部、刑部的年轻主事们，正在整理过去三年各项改革试行的《成效实录》。小丫头面前堆着十几本册子：《田籍新制实勘录》《刑狱复审案例集》《养老实籍稽考簿》《商税新征比较册》《社学重建图说》……她需要从这些浩繁的记录中，提炼出那些被实践证明可行、应固化为常制的条文。
“最难的不是写新条，”程允执在编纂开头的训示中说，“是决定哪些旧的该留，哪些该改，哪些该废。就像修缮一座老宅——梁柱朽了的要换，但地基不能动；窗棂窄了的要拓，但承重的墙不敢轻易拆。”
三日前，当编纂《中兴法典》的诏令颁下时，文华殿里曾有过一场激烈的争论。保守派官员认为，太祖所定《大明律》已尽善尽美，“后世子孙不得稍易一字”；改革派则指出，百年来的实际司法早已生出无数《问刑条例》《各部则例》，这些附例繁杂矛盾，反而成了胥吏弄权的渊薮。
“太祖立法时，天下初定，民风简朴。”程允执在御前陈述时说，“如今商贾遍天下，田制屡变，边关互市日繁，海船往来渐多。旧律如一件洪武年制的官袍，虽料子仍是好料子，但穿在今日已渐宽大处空荡、紧窄处憋闷。法典编纂，不是要另做新衣，是要量体裁衣——在旧袍的骨架上，该收紧的收紧，该放量的放量，该打补丁的用新布缀上。”
皇帝最终拍板：“律为纲，例为目。今以旧律为骨，以近年新政之效验为肉，编纂《中兴法典》。务求‘情法两尽’，既承太祖立法之本意，亦顺时势变迁之实需。”
此刻尊经阁内的编纂，正陷入第一个难关：如何将伯颜帖木儿带来的草原习惯法、其其格在田野调查中记录的民间惯例，融入以汉地农耕文明为本的律法体系？
一个典型争议是关于“盗牲畜”的量刑。《大明律》规定“盗马牛者，杖一百、徒三年”，这是基于马牛作为农耕畜力的价值。但伯颜帖木儿提出：“草原上盗一匹怀驹的母马，不光是盗了牲畜，是盗了一个马群的未来。而盗一头已不能挤奶的老牛，和盗一头正值壮年的耕牛，在草原上判罚是不同的。”
其其格补充了她在大同边市的调查：有汉商盗蒙古牧人的马，按明律该杖一百；但同样的马若在草原上被盗，按部落习惯，盗马者需以三倍的马匹赔偿，若无力赔偿，则为失主放牧抵债。“杖一百是肉体的罚，”小丫头说，“但牧人更想要回马，或者至少得到能继续放牧的资本。”
几番争论后，新法典在这一条下增了附注：“盗边关互市之牲畜，除依本律科刑外，应责赔偿。若盗者为汉人，失主为归附部众，官为督偿，以安夷心。”
更复杂的整合在田制与养老。新法典将“田籍实勘”“众证定界”写入了《户律》，将“孤老实籍”“粮银直拨”纳入了《礼律》。但最大的创新在于《工律》部分——首次将“专利司”保护匠作创新的细则、“社学塾师考选”的标准、“公共预警铎系”的设立规范，这些原本散落于各部则例的条文，系统地编入了国家法典。
“这意味着，”一位参与编纂的年轻御史兴奋地说，“今后一个匠人若发明了新式水车，他可以去专利司登记，若被人仿冒，可以依《工律》维权；一个乡里要设社学，该请什么样的先生、发多少束修，法典里有了明规；甚至一个县若疏于设立风铎预警，致使灾情加重，县令可能因违《工律》被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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