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九年腊月末，年关将近的南京城，笼罩在节日的祥和与忙碌中。秦淮河畔，已有点点彩灯初上；街市之间，多了置办年货的喧嚣。然而，紫禁城文华殿内的气氛，却与这岁尾的喜庆格格不入，反而因北方传来的一则急报，而骤然紧张。
“……燕王奏报，高阳郡王朱高煦奉命巡边，于辽东长山群岛外海，遭遇大股海匪。匪船狡诈，凭恃地利设伏，我燕藩水师奋勇接战，击沉贼船三艘，伤毁多艘，匪众溃散。然贼凭暗礁水道遁走，我师亦小有损伤，战船损五，伤亡将士一百四十七人。煦已收兵旅顺，整备战船，详查匪踪，务求肃清……”兵部尚书茹瑺立于殿下，语调平缓地念着燕王府八百里加急送来的战报，但字里行间，却让殿中诸臣闻到了一丝不寻常的气息。
燕藩水师巡边剿匪，遭遇海匪伏击，小挫。消息不长，但包含的信息却足够让这些久经宦海的老臣们浮想联翩。
朱允熥端坐御案之后，手指无意识地在光滑的紫檀木扶手上轻轻叩击。燕王主动请缨巡边，他是准了的。用意无非有二：一是燕王主动示好，表示对北疆海防的关切，他若不准，反显猜忌；二是他也想看看，燕藩在北边到底有多大能量，那所谓的“海狼”，是否真与东南余孽有关。只是他没料到，朱高煦出师不利，竟吃了亏。是海匪当真如此凶悍？还是燕藩……另有所图？
“燕藩水师，乃北地精锐，竟被区区海匪所挫，伤亡逾百，战船损五……”齐泰皱着眉头，率先开口，语气中带着质疑，“这‘海狼’，究竟是何方神圣？竟有如此战力？辽东都司、山东都司多次奏报海疆不靖，皆言匪类飘忽，难觅其踪。何以燕藩甫一出动，便遇大股悍匪，且似有预谋伏击？此事，颇为蹊跷。”
“齐大人所言极是。”方孝孺捋须道，“《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燕藩巡边，本为靖海安民，然未得明旨，便与匪接战，虽云自卫，然终是擅启边衅。今小有挫折，更当慎之。海匪飘忽，聚散无常，剿之不易。是否应令燕藩暂缓进剿，会同辽东、山东有司，详查匪情，再作计较？以免劳师动众，反堕朝廷威信。”
方孝孺是正统的儒家士大夫，讲究“王道德化”，对武力征伐本就持保守态度，更对藩王掌兵心存警惕。燕藩此次“巡边”，本就有越权之嫌，如今又先折了一阵，他自然主张谨慎，甚至隐含了约束藩王、收归事权之意。
“方先生此言差矣！”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立刻反驳，“匪患猖獗，袭扰商旅，危害海疆，岂可因惧小挫而逡巡不前？燕藩主动请缨，为国剿匪，其心可嘉！虽小有损伤，然亦击溃贼众，扬我国威！当此之际，正应激励燕藩，会同辽东、山东，加大清剿力度，务求根除，以靖海疆！岂可因噎废食，徒长贼人气焰？至于擅启边衅之说，更是无稽！匪寇犯境，自卫反击，天经地义！若束手束脚，岂非纵容匪类？”
陈瑛是坚定的帝党，也是“新政”的强硬支持者，对敢于“为国出力”的藩王（至少在表面上），他持支持态度，认为可以借助藩王力量，打击地方豪强和不安定因素。燕藩主动剿匪，在他看来，是向朝廷表忠心、展现价值的机会。
“陈都宪！”礼部右侍郎廖昇又跳了出来，他如今是朝中反对新政、警惕藩王的急先锋，“海匪自然要剿，然如何剿，由谁剿，需有章程！藩王虽有护卫，然其责在守土，而非越境征伐！今燕藩未经朝廷明令，擅自与匪接战，已属僭越！若此例一开，他日其他藩王效仿，各以剿匪、御虏为名，擅调兵马，干预地方，朝廷威权何在？纲纪何存？依臣之见，当严旨申饬燕藩，令其谨守封疆，剿匪之事，交由辽东都司、山东都司办理！燕藩水师，可遣返北平！”
廖昇的矛头直指藩王擅权，这触及了朱允熥内心深处最敏感的那根弦。削藩，是他登基以来一直想做而未能彻底完成的心事。燕王此次主动，究竟是忠心可嘉，还是借机扩充势力、试探朝廷底线？
“廖侍郎言重了。”户部尚书古朴缓缓开口，他更关心实际问题，“燕藩剿匪，无论谁主导，终是耗费国帑。如今东南新政、郑和下西洋，皆需巨资。北边海匪，若只是疥癣之疾，是否值得大动干戈？辽东、山东自有卫所水师，令其加强巡防便是。燕藩水师北上，粮秣补给，沿途地方供应，亦是负担。是否可令燕藩水师撤回，剿匪事宜，仍归地方？”
争论的焦点，从最初的“海匪战力可疑”，迅速转向了“藩王权限”、“朝廷威信”、“财政负担”等更深层次的问题。支持燕藩继续剿匪的（以陈瑛等部分帝党为代表），与主张约束藩王、归权地方的（以方孝孺、廖昇等清流和部分保守派为代表），以及从财政角度考虑希望息事宁人的（以古朴等务实派为代表），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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