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许可证的消息，总在你觉得有点暖意时骤然袭来。
这一次，依旧是坏消息：平米数不够。我的店实测只有28.5平米，而规定必须达到30平米才能办理！我简直要疯了！为什么就差这微不足道的一点五平米？为什么命运连这点缝隙都要卡死？
我冲进鲍经理办公室，声音因激动而发颤：“鲍经理，平米不够！就差一点五！能不能想想办法？把隔壁闲置杂物房的墙往里推一点点，凑够三十平？租金我加！”
鲍经理皱着眉头，用力揉了揉太阳穴，坚决摇头：“小乔，这不行。墙是承重结构，不能动。”他叹了口气，语气里透着一股疲惫，“弄不来。你走吧。把这几个月房租结了，剩下的我退你。我只能做这么多了。”
“那不行！”我被他的推脱彻底点燃，声音猛地拔高，在安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我租的时候，是你拍着胸脯答应帮忙办证的！现在是你办不下来，不是我不租！要么，你想办法把证办下来；要么，全额退我房租，我立马搬走！不然，我就这么耗着！”说完，不管他瞬间黑沉的脸色，转身摔门离开。那声巨响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像是我心里某根弦彻底崩断的声音。
晚上七点后，我照旧“打擦边球”，悄悄打开店门营业一小会儿。阿杰会过来帮忙。我知道鲍经理脸色难看，但我不在乎了，不全额退钱，我绝不离开。这成了我仅剩的、可怜的坚持。
但心里也明白，硬耗不是办法。
白天，我让阿杰陪我去更偏远的地方看房子。四环外，城乡结合部，房租便宜，但人流稀落得让人心慌。大栅栏附近倒有铺面转让，可那高昂的转让费像座山，鲍经理那边不退钱，我手里的钱根本不多。之前给妈妈汇回去的钱，我从未想过要回来。
日子就在这种僵持、焦虑和盲目寻找中，一天天磨损过去。
刘浩大多在晚上开车过来接我。有一次，他看着我这间灯光昏黄、麻烦缠身的小店，忽然说：“要不，把店关了吧。来我那边，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房子？”
我跟着他去看了地方。环境杂乱，铺位空着，卷帘门半锈。站在那完全陌生的街头，一个问题尖锐地刺进心里：去他那边？离开北京城里这个“中心”的方寸之地，折腾这一大圈，我离开家乡所追寻的，又算什么？
那一刻，一个清晰的念头冒了出来：如果最终只能落脚在这样的地方，我还不如……干脆回内蒙去。
这个念头一闪而过，却像颗冰冷的种子，落在了心里。
冲突爆发在一个寻常的晚饭时分。我和刘浩在饭馆吃饭，李元昊的电话打了进来。屏幕亮起，震动。刘浩坐在对面，看到了。
“电话响了。”他说。
我拿起来直接关机。“没事。”我把手机塞回包里。
“谁？”他放下筷子。
“要你管！”最近的憋闷和烦躁顶了上来。
他站起来，一把抓过我的包，掏出手机。“谁啊，还关机？”他盯着我，眼神沉了下去，“和陈梦一样，踏着两只船？”
“随你怎么想！”我伸手去抢，“给我电话！”
他没松手，拇指按下了开机键。屏幕亮起，信号恢复，电话再次震动起来——还是李元昊。我扑过去揪扯，他侧身避开，手臂扬起，滑动接听，按下了免提。
“喂……？”李元昊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在骤然安静的小隔间里清晰无比。
血液冲上头顶。我猛地抓过手机，指甲抠进后盖缝隙，“咔嚓”一声掰开，抠出那张小小的SIM卡，然后把手机用力丢回到刘浩怀里。
“还你。”我说，声音冷得像冰。然后，转身拉开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身后一片寂静。他没有追出来。
回到宾馆，杨姐喊我：“有人给你打电话，让你回电话。”我用金三星前台的电话打了回去。
李元昊问：“怎么了？不接电话？”
“电话丢了。”
他说：“过几天我回北京，回去见你。”
“嗯。”
一天后的中午，我和小汪汪，还有宾馆的杨姐，三个人在我店里拉着帘子聊天。外头阳光正好，透过帘子缝隙漏进几缕光柱，浮尘在光里慢慢打着旋。话刚开了个头，就听见外面有刹车和关车门的动静。
没等我们反应，脚步声径直朝着小屋来了。帘子被猛地掀开，穿着制服的人站在门口：“查暂住证！”
我心里一沉，把那个深蓝色小本子递过去。他翻开看了看：“营业执照？”
“没有。”
“收拾东西，上车。”
我转向小汪汪和杨姐：“她俩就是宾馆的客人，过来聊天的。带走我可以，跟她们没关系。”那两人脸色发白，对视一眼，趁警察注意力在我身上，立刻低头快步溜了出去。
我没看她们，转身从床上拿起钱包，套上外套。动作很慢。钥匙在手里握了一会儿，冰凉的。然后我走出去，把钥匙放在宾馆前台上。杨姐看着我眼睛红了。她上前一步，用力抱了抱我，声音压得很低，带着颤：“先走，别怕。我……我给鲍经理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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