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深居宫禁的晋帝司马炎而言，这段日子却如同置身于无边无际的梦魇之中，每一刻都充满了煎熬。
案头堆积的军报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像是一块块灼热的炭火，烫得他坐立难安。
西线，霍弋与石苞在雍县僵持，石苞虽稳住了阵脚，但屡次传书，言及蜀军兵精粮足，长期对峙，恐军心疲惫，需朝廷设法破局。
陈仓的钟会，求救的文书一封比一封急切，字里行间透露出城防已到极限，粮草器械消耗巨大，若再无援军或西线突破，城破只在旦夕之间。
东线，合肥的告急文书更是如同雪片，司马伷与司马望几乎是在用血肉之躯抵挡孙皓疯狂的攻势，援军李肇虽已出发，但能否及时赶到，赶到后能否击退十万吴军，皆是未知之数。
南线，羊祜的奏报相对平稳，但亦明确表示，陆抗防守无懈可击，短期内绝无可能突破江陵防线。
三面受敌，处处烽烟。司马炎感觉自己就像一艘刚刚下水，却同时遭遇狂风、暗礁和巨浪的新船，随时可能被撕成碎片。他食不知味，夜不能寐，每一次内侍急促的脚步声都能让他心惊肉跳，仿佛又带来了某个方向的噩耗。头疼的旧疾频繁发作，御医开的安神汤药也收效甚微，巨大的压力几乎要将他压垮。
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氛围中，中书监贾充与司隶校尉杜预，在一次例行奏对后，互相对视一眼，由贾充小心翼翼地开口：“陛下，连日忧劳，臣等心实难安。如今国事维艰，三线用兵，国力损耗巨大，长此以往，恐非善策。”
司马炎揉了揉刺痛的额角，疲惫地挥挥手：“朕岂不知？然蜀寇猖獗于西，吴狗肆虐于东，如之奈何？难道要朕向他们屈膝求和不成？” 语气中充满了烦躁与不甘。
杜预上前一步，言辞恳切：“陛下，非是屈膝求和，而是暂避锋芒，以待天时。” 他顿了顿，组织着语言，“伪汉自诸葛瞻新政以来，国力大增，兵精粮足，已非昔日坐守益州之辈。其新君刘璿继位，虽赖诸葛瞻辅政，然内部亦需时间整合梳理。反观我朝，新立未久，根基待固，此番三线作战，实已捉襟见肘。”
贾充接口道：“元凯所言极是。如今雍县、陈仓两处，于我朝而言，已成‘鸡肋’，食之无味，弃之……或可保全实力。臣等愚见，或可尝试与伪汉和谈。”
“和谈？”司马炎猛地抬头，眼中闪过一丝厉色，“割地求和？”
“非是割地，乃是交换。”杜预连忙解释，抛出了他们商议好的方案，“陛下可还记得，昔日征西将军邓艾，功高蒙冤，身死成都，其棺椁至今未能归葬故里？邓艾虽有罪责，然其之功亦不可没。我朝若能借此机会，提出以雍县、陈仓两城，换回邓征西棺椁，使其魂归故土，入土为安。此举，一则向天下士人展示陛下爱才之心，念及旧功，不辜负任何忠义之人，可收拢人心；二则，看似让出两座危城，实则是将这两块烫手山芋丢给伪汉，我军可趁机脱身，保全主力。”
贾充补充道：“当务之急，是集中力量，先解合肥之围，击退孙皓！只要东线稳住，与伪汉暂休兵戈，约定停战两年。这两年间，我朝可全力整合内部，积蓄力量，待时机成熟，或先吞并孱弱暴虐之东吴，届时，陛下手握北方及江东，挟雷霆之势，再三路并发，讨伐伪汉，何愁天下不定？”
这一番话，如同在司马炎混沌燥热的脑海中投入了一块冰。他沉默了，脸上的怒色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的思索。割让城池，哪怕是两座被重重围困的城池，对于一个新建立的王朝而言，也是极其伤及颜面的事情。但是，杜预和贾充的分析，又切中了他内心最深处的忧虑——国力不支，三线难顾。
用两座难以保全的城池，换取喘息之机，换取整合内部、先灭东吴的战略窗口，同时还能以迎回邓艾棺椁的名义，为自己博得一个念旧情、重功臣的美名，安抚内部可能存在的兔死狐悲之情……这个方案，虽然屈辱，却似乎是目前唯一可行的破局之策。
他内心的骄傲与现实的残酷激烈交锋，最终，那日益沉重的压力和每日如坐针毡的焦虑，压倒了帝王的颜面。
“……容朕，再思之。”司马炎没有立刻表态，但语气已然松动。
第二日，大朝会。当司马炎将这份经过他反复斟酌的“和谈”意向在朝堂上提出时，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
一部分务实的大臣，如贾充、杜预之流，力陈此策乃“弃子争先”的妙手，是当前困境下的最优解，认为当断则断。
但亦有许多大臣，尤其是那些出身将门或崇尚刚猛之风的官员，激烈反对。
“陛下！万万不可！我大晋新朝，岂能向伪汉割地？此风一开，国威何存？士气何存？”
“雍县、陈仓乃关中西陲门户，岂能轻弃？今日弃二城，明日伪汉便可兵临长安城下！”
“邓艾乃败军之将，其棺椁何足道哉！岂能以此换取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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