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寒风如刀，武所城东门桥头的榕树上，一颗头颅正悬挂在枝桠间。那头颅的面容扭曲，双眼圆睁，稀疏的胡须上结着血痂与霜花。围观的百姓低声议论着，没有人敢大声说话。
“这就是潘顺荣啊……”一个老者低声叹息。
“罪有应得！”旁边的青年咬牙道，声音里压抑着多年仇恨。
陈余珊站在东门炮楼二层，透过窗棂看着桥头的景象，面无表情。这位闽省第三清剿指挥官昨夜设宴，亲手处决了这个祸乱武所十余年的枭雄。酒杯交错间，埋伏已久的士兵一拥而上，潘顺荣甚至来不及拔枪。临死前他盯着陈余珊，用嘶哑的声音说：“你今日杀我，明日也会有人杀你。”
“我杀的是匪。”陈余珊冷冷回应。不再多话，直接扣下了扳机。
那一声枪响，血溅厅堂。
此刻陈余珊转身，看着桌上潘顺荣的遗物：一支德制驳壳枪，一只怀表，还有几封已发黄的信件。他拿起最上面的一封，日期是民国三十年五月——三年前那个改变了武所的夜晚。
民国三十年五月三日，深夜。
潘顺荣站在中山乡自卫队驻地的高处，望着县城方向。月光如水，照在他黝黑的脸庞上，那道从眉心斜划到左颊的伤疤泛着微光——那是民国二十三年与保安团交火留下的。
“中队长，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副队长林阿旺低声报告。
潘顺荣转身，目光扫过院子里聚集的二百多名士兵。这些人中有钟绍葵旧部，有江西来的亡命徒，也有本地跟着他多年的地痞。武器参差不齐，有的拿汉阳造，有的背土铳，只有他的亲信配着清一色的驳壳枪。
“知道今晚要去做什么吗？”潘顺荣声音不高，却让院子里鸦雀无声。
“抢县城！”有人喊道。
潘顺荣摇摇头：“不是抢，是讨个公道。”他顿了顿，提高声调，“福州崽骑在我们武所人头上多少年了？警察局的、经征处的、公沽局的，一个个贪得无厌！今天又发来公文，要我们自卫队裁撤一半，粮饷减三成——这是要断咱们的活路！”
人群骚动起来。这些人大都出身贫苦，跟着潘顺荣就是为了口饭吃。
“银行里堆着法币，粮仓里屯着白米，他们宁可让钱发霉、米生虫，也不肯给咱们武所人活路！”潘顺荣越说越激动，“今夜，咱们就打开那些大门，拿回本属于我们的东西！”
凌晨三点，队伍分三路出发。潘顺荣亲自率领主力，沿着中山溪的小路向县城摸去。黑暗中只有急促的脚步声和偶尔的鸟鸣。
“队长，要是省里派兵来剿怎么办？”路上，亲信潘老四小声问。
潘顺荣冷笑：“如今日本人打到福建门口，省里自顾不暇。再说了——”他拍了拍腰间的手枪，“咱们有枪有人，大不了上山，像当年那样。”
“当年”这个词让潘顺荣陷入片刻恍惚。他想起第一次上山为匪，那是民国二十三年冬天，他刚被免职回家……
民国二十三年冬，筠门岭山路。
潘顺荣带着十来个弟兄埋伏在山道两侧。寒风吹得枯草作响，远处传来铃铛声——商队来了。
“老大，看清楚了，是广东来的布匹商，五辆马车。”探子回来报告。
“都记住，只抢货，不杀人。”潘顺荣嘱咐道。那时他刚被逐出保安队，心里憋着口气，却还守着底线。
商队进入伏击圈时，潘顺荣朝天开了一枪。弟兄们一拥而上，商队的护卫象征性抵抗几下就跑了。整个过程不到一刻钟。
“老大，车里有个女人！”有人喊道。
潘顺荣走过去，看到马车里缩着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吓得脸色惨白。她是商队老板的女儿。
“放她走。”潘顺荣挥挥手。
姑娘下车时看了他一眼，眼神复杂。那天夜里，潘顺荣在临时落脚的山洞里清点战利品，那个姑娘的脸却反复出现在他眼前。他不是没见过女人，但那种眼神——恐惧中带着一丝好奇——让他心烦意乱。
三天后，他派人把姑娘送回了广东，还塞给她十块银元。
“老大，你这是……”手下不解。
“咱们是土匪，不是畜生。”潘顺荣说完就后悔了，这话他自己都不太信。
其实在那个年月，哪里分得清谁是兵谁是匪？民国二十二年，他还当过武西游击队队长，帮助苏维埃清匪反霸。再往前追溯，民国十九年他第一次参加赤卫队，在红军麾下打过土豪……
“队长，县城到了。”林阿旺的声音把潘顺荣拉回现实。
武所县城墙低矮，守夜警察早已被潘顺荣买通。三路人马在城西汇合时，天边刚泛起鱼肚白。
“阿旺，你带五十人去警察局；老四，你攻经征处；我带主力去县政府和银行。”潘顺荣迅速部署，“记住，警察队长、经征处主任必须死，其他人投降不杀。银行的钱能拿多少拿多少，但账本要烧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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