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曰理念混杂,与秦传统冲突。 其“德刑并用”的主张,以及《吕氏春秋》中掺杂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等思想,与商鞅以来确立的“一任于法”、“以刑去刑”的国策核心存在本质性偏差。这种思想上的“不纯”,极易引发守旧法家势力的强烈反弹,造成朝堂思想混乱与政策执行上的掣肘。《吕氏春秋》虽包罗万象,体系宏大,实则难免“杂而不纯,博而未融”,在强调“壹教”、“壹刑”的秦国,恐难真正成为统一的思想标尺。
三曰身后隐患巨大,堪称心腹之疾。 其与太后赵姬之间暧昧不清的旧日关系,以及秦王嬴政那弥漫于宫廷内外、令人噤声又窃语的疑似血缘传闻,如同埋藏于秦廷最深处的巨雷。当下庄襄王在位,或可压制。然观庄襄王体质,非是长寿之君。一旦主少国疑,幼主登基,吕不韦以“仲父”之尊独揽大权,则“相父”之权、“生父”之疑、太后之私,三者交织,必成滔天祸乱之源。其今日权势愈是煊赫,未来可能遭遇的反噬与清洗,便愈是酷烈。
苏秦评估至此,笔锋一顿,落下结论:“故曰:吕氏之才,可暂强秦之外表,亦可深植乱秦之祸根。用之得法,或为虎添翼;用之失当,必致反噬己身。其执政,乃秦之国运一次机遇与风险并存的剧烈转向。”
他放下笔,看着帛书上冷静近乎无情的分析,目光穿透竹简,望向西方咸阳的方向,深邃难测。
吕不韦,就像一剂用药猛烈、成分复杂的“大补之药”。用之得当,或可让秦国在原有武力强盛的钢筋铁骨之外,增添几分文化气象与经济活力,甚至可能略微调和其过于严酷、易折的统治风格。但若用药不慎,或其本身“药性”(权欲)失控,则足以搅乱秦国立国之根基,引发内部剧烈的理念冲突与权力倾轧,其后果,甚至可能严重延缓或打断秦国的统一进程。
“吕不韦的时代,以一种炫目而复杂的方式开始了,”苏秦低声自语,如同在陈述一个即将展开的预言,“但这个时代,能持续多久?它将把秦国引向何方?而那个在吕不韦巨大阴影下,正沉默观察、悄然成长的少年嬴政,未来又将如何对待这位赋予他生命(或至少是地位)、又总揽其权柄的‘仲父’呢?”
未来的秦国朝堂,注定不会平静。权力的博弈、思想的交锋、宫闱的隐秘,将交织成一幅惊心动魄的画卷。而天下的命运,山东六国的安危,也将在秦国内部这场深刻而复杂的自我调适与激烈斗争中,被缓缓地、不可逆转地重新书写。苏秦知道,他必须更密切地注视咸阳,注视那平静水面下,正在积聚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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