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中原大地上出现了诡异的景象：赵军在北，虎视眈眈；楚军在南，步步为营。而被夹在中间的魏国，如同被两只猛虎盯上的肥羊，瑟瑟发抖。赵楚两国使者在大梁和邯郸、郢都之间频繁往来，言辞客气，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和平”、“心怀叵测”，实则都在暗中较劲，划分着势力范围。魏国的领土与主权，成了谈判桌上可以随意切割的筹码。中原局势，因这两强的介入，非但没有缓和，反而变得更加混乱、险恶。
而东方的大海之滨，齐国这艘曾经与秦国并驾齐驱的“东帝”大船，在齐襄王田法章和大部分旧贵族的操纵下，正彻底转向。
秦国相国范雎派出的使者络绎不绝地前往临淄。他们不再提“远交近攻”的战略，而是带来了极其实际、令人难以拒绝的诱惑：秦国承诺，绝不东出函谷关威胁齐地；秦国愿意以优惠价格，长期、大量购买齐国的海盐、丝绸；秦国甚至暗示，愿意支持齐国向周边（比如鲁国残余势力，或者燕国）扩展影响力，双方“共分天下”。
齐襄王本就对苏秦那一套“合纵抗秦”不甚热衷，在他看来，秦国远在西方，与齐国并无直接利害冲突，为何要为了三晋那些“反复无常之徒”去得罪强秦？更何况，苏秦已死，合纵已散，齐国何必再为此虚名所累？以相国后胜为首的大部分齐国贵族，更是只关心自家封地的收益和临淄的奢华享受，秦国的商业承诺让他们垂涎三尺。
于是，齐国朝廷几乎毫无阻力地倒向了“事秦”一边。他们不仅公开断绝了与赵、魏等国的官方往来，驱逐了仍在临淄游说的合纵派人士，更默许秦国的商队、乃至一些伪装成商队的战略物资，通过齐境转运。当赵国愤怒地质问时，齐人只是敷衍地表示“此乃民间商贸，官府不便干预”。
更令人扼腕的是，齐国朝廷开始对内进行清洗。任何仍坚持抗秦、怀念合纵理念的人，都受到排挤打压。而最大的目标，便是那位凭借火牛阵复国、享有崇高声望的安平君田单。
田单空有复国之功和卓越的治军才能，却因始终坚持“秦乃天下大患，齐不可不防”的观点，被视为“不识时务”、“破坏齐秦邦交”。齐襄王听信后胜等人的谗言，不断削弱田单的兵权，将其调离临淄中枢，最后索性让他去驻守相对偏远的即墨一带。田单麾下的军队被抽调，粮饷被克扣，曾经的部下被调离或收买。这位孤傲的老将，困守在海滨的即墨城中，望着潮起潮落，手中空有韬略，却无兵无粮，更无朝廷支持，只能眼睁睁看着齐国滑向亲秦的深渊，举步维艰，心中悲愤，却无可奈何。
在这样的大国撕扯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韩国。
这个地处天下腹心、四战之地的蕞尔小国，此刻如同狂风暴雨、惊涛骇浪中一叶随时会倾覆的孤舟。西面，是虎视眈眈的宿敌秦国，虽然暂时沉默，但压力无处不在；北面，是强势压境的赵国；东面，是态度暧昧、随时可能落井下石的魏国；南面，则是意图北上、对韩国南部领土也未必没有想法的楚国。
韩国派往各国的求救使者，带去的国书字字血泪，哀恳列国看在昔日盟约份上，救韩国于危难。然而，这些微弱的呼声，完全淹没在赵国对魏国的恫吓、楚国“调停”的喧嚣、齐国“事秦”的自得以及各国为自己利益争吵的声音之中。无人真正关心韩国的存亡，它只是棋盘上一块可能被任何一方随手吃掉的小小边角。韩王仓每日在宫中长吁短叹，丞相张平一筹莫展，整个新郑城，都弥漫着一种末日将至的绝望气息。
至于更北方的燕国，自从子之之乱、齐国入侵后，国力大损，偏安一隅。燕王哙之后，燕国几乎从国际重大事务中消失。在如今这场合纵崩溃后的大混乱中，它更是被列国彻底遗忘在苦寒的辽东，无人问津，只能在寒风中默默舔舐伤口，等待或许永远不会到来的复兴之机。
合纵的大旗早已倒下，名存实亡。列国之间，昨日还是歃血为盟的兄弟，今日已是为边界一块田地、一座城池而兵戎相见的仇敌。旧的秩序随着苏秦的“死亡”而崩塌，新的秩序却远未建立，战国重新赤裸裸地回到了那个最原始、最残酷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时代。猜忌代替了信任，背叛代替了盟约，刀剑代替了玉帛。
而这一切混乱、纷争、内耗与衰弱的景象，都通过秦国那无孔不入的黑冰台密探，化作一份份详实冷静的报告，被快马加鞭，送过函谷关，送过渭水，送到了咸阳宫那深邃的大殿之中，呈递在了秦王嬴稷和相国范雎的案头。
西方，那只假装打盹、实则一直冷眼旁观的猛虎，终于缓缓抬起了头，舔了舔锋利的爪牙，金色的瞳孔中，倒映着东方山河破碎、烽烟四起的景象。它知道，等待已久的最佳时机，或许就快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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