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寡妇在柳林店车站的站台上晾衣服时,还能闻到淡淡的血腥味和焦糊味。三天前,这里打过仗,站房的墙上有不少弹孔,玻璃全碎了。但今天天气好,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她把家里最后几件没被火烧坏的衣裳洗了,搭在站台边鬼子留下的铁丝网上——铁丝网被剪断掀翻了,正好当晾衣架。
她男人是去年修这条铁路时累死的,鬼子给的粮食掺着砂子,吃了拉肚子,拉到最后人就没了。留下她和两个半大孩子,住在车站后头的窝棚里,靠给鬼子洗衣、打扫换点吃的。八路军打进来那天晚上,她吓得把孩子搂在怀里,缩在墙角发抖。枪声停了,有人敲门,她不敢开。门外的人说:“大嫂,我们是八路军,鬼子打跑了,你们安全了。”
门开了,进来几个穿灰军装的兵,脸上有烟灰,但说话和气。他们给了她两个玉米饼子——真粮食,没掺砂子。还说明天帮她修屋顶,窝棚被流弹打了几个窟窿。
今天就是“明天”。几个年轻战士真的来了,扛着木头和茅草。领头的是个娃娃脸的兵,看起来比她大儿子大不了几岁,说话带山西口音:“大娘,您歇着,我们来。”
张寡妇看着他们在屋顶上忙碌,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这些年,见过穿黄皮的(日军),穿黑皮的(伪警察),穿灰皮的(伪军),都凶神恶煞。穿灰军装的……不一样。
“同志。”她鼓起勇气问,“你们……不走了吧?”
娃娃脸兵从屋顶探头,咧嘴笑:“不走啦!大娘,以后这儿就是咱们的地盘了!”
地盘。张寡妇琢磨着这个词。以前这地盘是鬼子的,他们想打就打,想杀就杀。现在……是“咱们的”?
她晾好衣服,看见站台那头,几个穿军装的人在开会。有个戴眼镜的像是长官,正对着地图说什么。旁边围着些老百姓,有车站的搬运工,有附近村里的农民,都在听。
她犹豫了一下,也凑过去。
“……咱们要成立柳林店民兵队。”戴眼镜的长官说,“自愿参加,发枪,学打枪,学埋地雷。任务就是保护好咱们自己的车站,保护好乡亲们。”
“发枪?”一个老搬运工瞪大眼睛,“真给咱们枪?”
“给!”长官认真地说,“不光给枪,还教怎么用。鬼子要是敢回来,咱们就一起打!”
人群嗡嗡议论起来。有人兴奋,有人害怕,有人怀疑。
张寡妇看着那个长官。他看起来像个读书人,但腰里别着枪,说话时手不时比划,像在画什么图。她听人说,这人姓赵,是八路军的大官,叫政委。
“另外,咱们要组织生产自救队。”赵政委继续说,“车站仓库里还有些鬼子没来得及运走的粮食、布匹,咱们清点出来,分给最困难的乡亲。马上春耕了,有地的种地,没地的帮工,咱们八路军有会种地的同志,教大家怎么多打粮食……”
张寡妇听到“分粮食”,心里一动。她家有三天没见正经粮食了,昨天吃的还是八路军给的那两个饼子。
“大娘。”一个温和的声音在旁边响起。她转头,是个三十多岁的军人,脸上有疤,但眼睛很亮,“您家里几口人?有什么困难?”
张寡妇吓了一跳,结结巴巴地说:“两……两口,不,三口,我和俩孩子。男人……没了。”
军人点点头,从怀里掏出个小本子记下。“待会儿去站房登记,按人头领救济粮。孩子多大?上学没有?”
“大的十四,小的十二。没……没上过学。”
“过两天,咱们办识字班,大人孩子都能来学。”军人说,“不收钱,还管一顿晌午饭。”
张寡妇愣愣地看着他。这人说话的语气,好像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可她活了三十多年,从没听过这样的“天经地义”。
“您……您贵姓?”她小声问。
“我姓陈,叫陈锐。”军人笑了笑,“是这支部队的负责人。大娘,以后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们。”
他转身继续去跟其他人说话。张寡妇站在原地,手里攥着衣角,心里有什么东西,慢慢地化了。---
陈锐确实忙。打下柳林店车站只是开始,更难的是巩固。他要把这块新解放的区域变成真正的根据地,变成钉在铁路线上的钉子。
李水根带人挨家挨户登记,摸清人口,组织民兵。赵守诚负责群众工作和政权建设,在车站成立了临时的“柳林店军民联合办事处”。沈弘文和齐家铭更忙——他们要把车站的仓库改造成临时兵站和修理所,还要把缴获的鬼子装甲巡逻车(被打坏了一辆)拆了研究。
“团长,你看这个。”沈弘文拿着一份刚译出的电报,脸上有压抑不住的兴奋,“五团转来的消息——苏军攻克柏林了!德国投降了!”
陈锐接过电报。电文简短,但字字千钧:“五月二日,苏军完全占领柏林。五月八日,德国无条件投降。欧洲战事结束。”
他抬起头,望向西边。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仿佛能听到那遥远的欢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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