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所谓义和拳，并不全是梅花拳拳民。事实上，义和拳是以梅花拳为主，融合一些八卦拳、红拳拳民在内的拳会组织。光绪二十四年以前，梨园屯“十八魁”曾向赵三多梅花拳求救，要拜赵三多为师，请其出面领导斗争。阎书芹等原习的都是红拳。梨园屯等十八村虽与沙柳寨相连，但是没有习梅花拳的。当赵三多把梅花拳的名称改为“义和拳”后， 梨园屯习红拳的几十户都加入了进来，在威县第三口等处也有一部分红拳弟子加入赵三多的队伍，就在赵三多的家乡沙柳寨村，也有几户练红拳的拳民，跟随赵三多的义和拳辗转斗争于各地。无论从梅拳的历史还是从当时的现实活动看，把梅花拳看成是义和拳的主体，是符合历史真实的。
义和拳起义是梅花拳反教会斗争发展成为义和拳运动的标志。赵三多将梅花拳改名“义和拳”不久，就发动了起义。导火线是姚文起等因闻山东地方文武衙门出示批票，逮捕拳民。拳众疑系山东临清小芦等处教堂指使所致。这年二月，就有谣言说有德兵来攻。据赵三多文书郭栋臣回忆录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十八日（1898年10月3日），在冠县十八村之一的蒋家庄马场聚众，祭旗起义。但耶酥会法国传教士的记载则是在10月25日（九月十一日）上午10点，地点在何处并没有说明。这两个不同的记载都提到了此次起义的旗帜，前者记旗书“助清灭洋”，共三千多人；后者记旗书“顺清灭洋”。旗帜是镶有黑边的黄幡。起义者头裹手巾，脚穿长靴，武器是快枪和长矛。他们同官吏妥协，只攻基督徒。此次起事是受到民族危机刺激并汇合其他因素所致，义和拳运动已突破了原有的反教会斗争的局限，转向更有组织、更大规模的斗争。
义和拳于10月25日（九月十一日）起事后，27日在冠县红桃园和邱县柳疃等处聚集二三百人，28日在曲周大寨邀人借马至临清州龙上堌聚集四、五百人，31日在龙上堌、杏叶村等处聚集近千人，转往曲周白果树、辛庄，起义队伍共计二千多人，得马四、五十匹。来镇压义和拳的大名练军，对此十分惊慌。大名道台除向直隶总督请速添拨练军人马、盛军马队，加强武装镇压外，还约冠县、邱县设法防抚集团、联教互卫，也要威县极速“集团互卫，晓解拳民”。大名镇吴殿元也亲自率马队前往弹压。并饬威县县令戚朝卿会同山东冠县署令曹倜、邱县县令李子芳以及委员高式柽、张承寿等五人，同时又谕饬威县、冠县、邱县三县团总、耆绅陪同前往，共同向赵三多开导劝散。与此同时，天主教会更是惊慌，赵家庄本堂还筹划武装布置，以防义和拳来攻。10月27日，赵家庄总舵号召教民，立即组织武装，由魏村、潘村等四个教民村组成一支民团，齐集枪械大炮巡夜，威县也派来兵弁帮助防守。到11月1日，一支教会武装正式形成，共计477人。
据《总署收北洋大臣裕禄文》称，赵三多接受了“劝谕”，“遂向姚洛奇（既姚文起）阖拳众当场叩头，亦请解散。该拳民等深知悔悟，既于十八日（11月1日）纷纷解散回家”。可是姚文起并没有向五官员妥协，仍率200拳民继续斗争。姚文起是义和拳起事中最具反抗性的人物，他是曲周县西留善固人（后属邱县管辖）。其实，所谓赵三多接受“劝谕”，也并不意味着妥协。姚文起率200余名拳众经过红桃园村时，遭到教民打击，拳众于11月2日夜焚红桃园，3日，又焚了第三口教堂和教民房屋。第三口是属于赵家庄本堂区的一个重要堂口，教民势力较大。赵三多率众来攻时，适值这一带红拳拳民聚集，为其会首石廷干出殡，由于石的弟子提出请求，赵三多答应出殡时不攻打，待石的棺材一出村外，义和拳便在一片喊杀声中冲入村子，焚了第三口天主教堂。随即又与前来增援的教会武装和官兵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然后回旋在侯魏村、沙柳寨一带。11月4日，姚文起在沙柳寨、侯魏村同官兵交火时被捕牺牲。拳民队伍亦被打散，义和拳起事活动遭到严重挫折。大名道立即电饬威县县令，将未随赵三多起事的“安分拳民编入民团”，以图悉善联络。
赵三多得知姚文起牺牲的消息后，又率义和拳余众，转到西留善固一带。为了继续有效地展开斗争，他解散队伍，将力量掩蔽积蓄起来。自己带一些徒弟转到枣强卷子镇，继续同各地梅花拳联络，各地梅花拳也纷纷邀请他转移他处，他从枣强到武邑、晋州、正定，顺着滹沱河北上的运粮河两岸各处游走，又到了沧州立坛开场。朱九彬、刘化龙等也在保定以北、京城以南奔走，联络固安、良乡等各地拳众，与赵三多形成一气。
光绪二十五年四月初八（1899年5月17日），同赵三多有联系的各路梅花拳师傅，在正定大佛寺秘密聚会。赵三多讲述了义和拳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各路配合不够。大家商定，今后各地一定要配合斗争。为了便于同其他教门、拳社联合，决定将义和拳改名为“神助义和拳”，广泛地同其他拳派、秘密教门和会社联系。如分布于静海、青县、东光等地的红门和在畿南几县的白门和黄门，使这些教门会社以义和拳的名义公开亮拳，合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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