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后的阳光斜斜地穿过大理寺值房的窗棂，在地上投下菱形的光斑。
门紧闭着，窗也虚掩，隔开了外间偶尔经过的脚步声和隐约的谈笑。
值房里异常安静，只有铜壶滴漏规律而单调的“滴答”声，计算着流逝的辰光。
张子麟和李清时相对而坐，谁也没有先开口。
案几上摊着几张白纸，砚台里的墨已研好，浓黑发亮，笔搁在一旁。
但他们谁都没有动笔记录的意思。
方才在宋录事耳房中的短暂探查，像一块投入深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此刻正在两人心中无声地扩散、碰撞。
张子麟的目光落在自己搭在膝头的手上。
手指修长，骨节分明，因常年握笔和翻检卷宗，指腹有着薄茧。
这双手勘验过尸身，翻阅过血案卷宗，也签署过无数判词。
此刻，它们微微收拢，指尖无意识地相互轻触，这是他陷入深度思考时的习惯性动作。
宋录事窗台上那盆昙花叶片背面的旧疤痕，清晰地印在他脑海里。
不是一道，是多处。
位置隐蔽，若非特意翻看极难察觉。疤痕很旧了，边缘已与叶片肉质融为一体，但那划痕的走向……
他闭上眼，在脑中勾勒：细长，直，深浅不一，有的只是一道浅白印记，有的则凹陷下去。
像是什么薄而利的东西反复划过留下的。
是意外？还是刻意？
若是刻意，目的何在？在植物叶片上留下痕迹，又能传递什么信息？
还有那间耳房本身。
狭窄，整洁到近乎刻板，空气中那丝若有若无的沉静香气，与档案库陈旧的纸墨味、大理寺官署常有的桐油和尘土气息格格不入。
那香气……张子麟努力回忆，不是寺庙里常见的线香，更清冷些，带着点微苦的草木根茎的味道。
他似乎在某个医馆，或是古籍铺子里闻到过类似的气味。
“子麟。”
李清时的声音打破了沉默，不高，但在寂静中格外清晰。
张子麟睁开眼，看向挚友。
李清时的脸上没有了平日的温润笑意，眉头微蹙，眼神里是同样凝重的思量。
“你怎么想？”张子麟问。
李清时没有立刻回答，他端起已经半凉的茶盏，抿了一口，似乎在斟酌词句。“那盆花，绝对有问题。”他放下茶盏，手指在案几上轻轻敲击，“叶片上的痕迹，不像是虫病害，也不像偶然刮擦。倒像是……有人用特定的工具，在上面刻划什么。但刻在昙花叶子上，又能留存多久？叶片会枯萎，新叶会生长。除非……”
“除非他需要定期去‘阅读’或‘更新’那些痕迹。”张子麟接道，“或者，那些痕迹本身不重要，重要的是‘留下痕迹’这个行为本身，或者，痕迹所在的位置、方式，是一种只有他自己才懂的记录。”
“密码？”李清时眼睛微微睁大。
“未必是字。”张子麟摇头，“可能只是标记。标记时间？次数？还是……别的什么。”
两人又沉默下来。这个推测太大胆，却又莫名地契合宋录事那孤僻、严谨、近乎偏执的形象。
一个管理卷宗三十年、终日与文字符号打交道的老吏，若真要用某种隐秘的方式记录什么，选择一种常人绝不会注意的媒介——比如一盆不起眼的植物的叶片——并非不可能。
“但这一切，和柳小娥有什么关系？”李清时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一个十三年前失踪的民女，一个深居简出、看似与世无争的老书吏。他们的人生轨迹，按理说绝无交集。”
张子麟站起身，走到墙边那张巨大的南京城图前。
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图面上移动，从城南柳家巷，划向城中大理寺的位置。
中间隔着重重街坊、衙门、市集、河流。
“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有关联。”张子麟的声音有些发干，“唯一的纽带，是那封匿名信。写信的人声称，问昙花可知柳小娥下落。而昙花，属于宋录事。”
“匿名信本身，就值得怀疑。”李清时也站起来，走到他身边，“字迹平庸，信封普通，投递方式常规。说明写信的人要么极其谨慎，要么对大理寺内部流程非常熟悉，知道如何让一封信不起眼地混入日常公文递送。他选择在你我离任前三日投书，时机精准得可怕。”
张子麟转过头，与李清时对视：“清时，你想到什么？”
李清时深吸一口气：“我在想，如果……如果宋录事真的与柳小娥案有关，无论他是知情者、包庇者，还是更糟的……参与者。那么这封信的出现，就有几种可能。”
“说下去。”
“第一，写信者是宋录事的仇家或知情人，想借你我的手，在他认为最合适的时机（也就是我们即将离开、可能无所顾忌时）揭破此事。”李清时语速平稳，但眼神锐利，“第二，写信者可能就是宋录事自己。”
张子麟瞳孔微缩。
“他自己？”他重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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