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此之后，漠南漠北，凡闻韩公旌旗所指，或见‘神机’营帜，蒙古贵酋，往往相戒勿轻犯淮。”
—— 这句后来载入私史笔记的评语，或许有些夸张，但却真切地反映了泗州-盱眙之战后，蒙古方面对两淮，尤其是对韩世忠、刘锜所部产生的深刻忌惮。
这种忌惮，并非一时一地的战术回避，而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影响了蒙古帝国南征战略的微妙转变。
窝阔台狼狈北窜至宿州后，惊魂未定，一面收拢溃兵，整顿残部，一面向哈拉林林汗庭呈递请罪文书，并将战败详情如实上报。
尽管铁木真出于稳定大局和父子之情，并未对窝阔台进行严厉惩处，只是申饬其“轻敌冒进”，令其戴罪立功，但东路军主力遭受重创、未来大汗威信受损，已是不争的事实。
更重要的是，此次惨败，如同一次清醒的冰水，浇醒了部分被初期连胜冲昏头脑的蒙古贵族。
首先，是对南朝水师的重新评估。
清河口之战，韩世忠水师逆流而上，以火攻、炮击大破蒙军前锋，焚毁浮桥粮船；泗州之战，水师封锁淮河，断绝窝阔台退路，并在其溃逃时予以截杀。
这两场战斗，让习惯了在草原驰骋、在北方平原纵横的蒙古将领，深刻体会到了在水网密布的江淮地区，一支强大水师所能带来的巨大优势。
蒙古并非没有水军，但多为收编的金国、西夏及北方汉人水军，无论是规模、战舰、还是水战经验，与常年在长江、淮河活动的南宋水师相比，差距明显。
尤其是韩世忠这位水战宿将坐镇，更让蒙古人意识到，想要突破淮河、进而威胁长江，不解决水师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
此后，蒙古方面也开始在山东、河南等地着手建造战船，训练水军，但成效缓慢，且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与南宋水师正面争锋。
其次，是对南朝城防与守将的戒惧。
扬州李庭芝的顽强，泗州城墙的诡异崩塌，都表明南朝城池并非想象中那样一触即溃。
尤其是韩世忠、刘锜这对组合——一个老谋深算，擅长水陆协同、出奇制胜；一个锐意进取，拥有犀利的新式火器——给蒙古将领留下了深刻的心理阴影。
此后蒙古用兵，凡是遇到韩、刘旌旗，或听闻其可能驰援，往往倍加谨慎，甚至绕道而行，避免正面硬撼。
这种“畏韩刘如虎”的心态，在蒙古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尤为普遍。
再者，是对长期消耗战的忧虑开始浮现。
此前蒙古南征，多抱着劫掠速胜的心态。
但淮东之战表明，南朝在江淮地区的防御体系正在快速恢复和加强，战争很可能演变为残酷的城池攻防和漫长的对峙。
蒙古铁骑的机动作战优势，在江淮水网和坚城面前被削弱。
而长期顿兵于坚城之下，后勤补给、疫病、士气都是严峻考验。
窝阔台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顿兵坚城之下，被宋军援兵内外夹击所致。
这个教训，被蒙古高层记取。
此后，无论是中路的襄阳，还是西路的蜀口，蒙古都采取了更为谨慎、更注重长期围困和破坏对方战争潜力的策略，而非一味强攻。
最后，是内部矛盾的暂时缓和与战略重点的转移。
窝阔台的惨败，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作为大汗继承人的威望，但也使得黄金家族内部原本可能因争功而激化的矛盾，在外部挫折面前有所缓和。
铁木真需要时间重新平衡各方势力，评估南征的难度。
同时，西路和中路进展不顺，也促使蒙古将更多的资源和注意力，暂时投向四川和荆襄方向。
四川富庶，且地形复杂，但若能突破，可顺江而下，威胁江南腹心。
荆襄（襄阳）地处天下之中，是南北咽喉，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相对而言，在淮东新败、韩刘坐镇、防线加强的情况下，继续从两淮方向进行大规模战略进攻的迫切性和可行性，在蒙古决策层眼中下降了。
因此，在绍兴四十五年末至次年的大半年时间里，两淮战线出现了自蒙军南下以来罕见的相对平静期。
窝阔台退守宿、亳后，忙于整顿残部，安抚地方，并无南犯迹象。
小规模的摩擦、哨骑交锋虽时有发生，但蒙军再也没有组织起类似之前那般，以夺取扬州、威胁漕运为目标的战略性进攻。
两淮百姓，终于得到了喘息之机。
在朝廷减免赋税、招抚流亡的政策下，逃难的民众陆续返乡，荒芜的田地重新被开垦，残破的集镇渐渐有了人气。
扬州、楚州等城市，商业开始复苏。
淮河上，往日的战船游弋依旧，但商船、渔舟也渐渐多了起来。
虽然战争的阴云并未完全散去，每个人都清楚蒙古人迟早还会再来，但至少，这个冬天和接下来的春天，他们可以稍微安心地修补房屋，耕种土地，期盼着一个不确定但总算有了希望的未来。
“蒙骑自此，不敢南窥。”
这句话，并非指蒙古人彻底放弃了对江南的野心，而是指在经历了淮东惨败，面对焕然一新、有韩刘坐镇的江淮防线时，蒙古人暂时收起了轻易南下、一击而破的狂妄，转而采取了更为审慎、甚至忌惮的态度。
两淮，这块曾经饱受蹂躏的土地，因为一场血战的胜利和战后的积极建设，终于获得了一段宝贵的和平建设期，也为整个南宋王朝，赢得了调整、喘息、并继续抗争的时间与空间。
而这，正是韩世忠、刘锜、李庭芝以及无数淮上军民，用鲜血和汗水，为这个王朝搏来的，最珍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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