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子赵玮案头的灯火彻夜不息，军需统筹司的算盘声、书写声、急促的脚步声几乎未曾停歇。
然而，临安城中这紧张有序的运转，只是帝国庞大战争机器核心的一角。
真正决定这场国运之战后勤根基的，是太子诏令下达后，在东南半壁、长江两岸、乃至巴山蜀水间，那场前所未有的、沉默而浩大的“举国动员”。
圣旨与太子钧命，以八百里加急的速度，冲出临安，飞向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它们不是送往边关军营，而是送达各路的转运司、常平司、州县衙门，乃至乡里的里正、保长手中。
内容简单而沉重：征粮、征物、征役、转运。
东南粮仓的脉搏
两浙、江东、江西、福建，这些南宋最富庶的“财赋之地”，首先感受到了战争最直接的索取。
以往用于供应临安繁华、官吏俸禄、宫廷用度的漕粮，如今被赋予了更急迫的使命——填饱前线数十万将士的肚子，以及围城之中数十万军民的希望。
在太湖平原，金秋的稻浪还未完全褪去金黄，官府的胥吏和“催办使”属下的差官，便已手持盖有太子监国印信的文书，踏着田埂，敲响了每一户有田产人家的门。
不再有往日的讨价还价与拖延，税率被临时大幅提高，征收时限被压缩到最短。“和籴”的价钱被尽量压低，且多以“盐引”、“茶引”或贬值的“会子”支付。
稍有迟疑或抱怨，轻则捉拿问罪，重则田产充公。
乡间的谷仓被迅速填满，然后又被更快地清空，粮食被装上停在河港的漕船、民船。
运河、苕溪、吴淞江上，往日运送丝绸、茶叶、瓷器的优雅画舫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满载稻谷、麦豆，吃水极深的笨重粮船，首尾相接，几乎堵塞了水道。
在江西的鄱阳湖平原，在湖南的洞庭湖周边，场景同样如此。
地方官被“催办使”日夜督促，几乎住在了官仓和码头。
以往层层盘剥、虚报损耗的积弊，在战时军法的威慑下，被强行遏制。
尽管效率的提升伴随着更多的民怨与底层胥吏的哀嚎，但粮食确实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从田间地头，汇聚到州县的常平仓、转运仓，然后装上大小船只，或征发来的牛车、骡队，沿着湘江、沅水、赣江等水道，向北、向东汇集。
川陕战区的补给，最为艰难，也最考验组织能力。四川盆地素有“天府之国”美誉，是重要的粮食和兵源补充地。
但要将蜀地的粮秣、兵员、军械，运出“难于上青天”的蜀道，支援秦岭前线或东调荆襄，其艰难程度远超东南水网地区。
在成都平原，官府几乎是以刮地皮的方式征粮。
都江堰灌溉的沃野，产出的稻米被大量征收。
这些粮食，连同重庆、合州等地沿嘉陵江运来的物资，在成都、梓州（三台）等地的大型官仓集中。
然后，它们将开始一段漫长而危险的旅程。
一部分走水路。
粮食装上特制的、适合险滩的“艨艟”或“舴艋”小船，由熟悉水性的舵工、纤夫操纵，沿岷江、沱江、涪江等支流北上，在泸州、合川等地汇入嘉陵江主干。
嘉陵江航道水急滩险，暗礁密布，即便在和平时期行船也充满风险，战时更需提防小股蒙古游骑沿江袭扰。
每一批船队都有水军战船护航，岸上还有步卒沿江警戒。沉船、遇袭损失，几乎被视为常态损耗。
更多的，则不得不依赖陆路。那是真正的“蜀道”。
从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等古道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绵延不绝的人流和车马。
数不清的民夫，背负着超过自身体重的粮袋，或推着独轮车，在狭窄的栈道、崎岖的山路上艰难前行。
骡马是宝贵的运输力，大多用于驮运更重要的军械、箭矢、火器。
民夫们衣衫褴褛，脚穿草鞋，在官吏和押运兵丁的皮鞭喝骂下，日夜兼程。
跌落悬崖、累毙途中者，屡见不鲜。
沿途的驿站、堡寨，成了临时的中转点和收容所，但条件极其恶劣，病饿而死者同样众多。
这些来自蜀地的“血脉”，最终要汇入汉中盆地。
在兴元府（汉中），吴玠设立了庞大的后勤中枢，接收、分类、储存这些来之不易的物资，再根据前线各关隘的需要，进行二次分配，通过更短但同样危险的支线，运往大散关、饶凤关、仙人关等浴血奋战的前线。
粮食之外，战争还需要钢铁、火焰与布料。
帝国的工匠体系，也开足了马力。
在江浙的明州、温州，在福建的泉州、福州，官营的造船厂灯火通明，工匠们挥汗如雨，不是在打造远洋的“神舟”，而是在抢修、新建内河战船、漕船。
巨大的木料从山区放排而下，铁钉、桐油、麻绳的消耗量惊人。
在江西的信州（上饶）、抚州，在湖南的潭州（长沙），有大型的铁矿和冶炼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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