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韩世忠的船队驶入巢湖的迷雾,岳飞的旗帜在襄阳城头与硝烟共舞,吴玠的烽燧在秦岭之巅明灭,张俊的舰船巡弋于万里海疆,刘子羽的骑兵奔驰在河套草原时,帝国的中枢——临安城,并未因前方将帅的浴血奋战而有丝毫喘息。
相反,一场规模空前、复杂程度远超以往任何战争的后勤保障战役,在这里悄然打响,其紧张、繁剧与压力,丝毫不亚于前线。
而这场战役的总指挥,是年仅二十余岁、以仁孝聪慧闻名的太子监国赵玮。
皇帝赵构在垂拱殿定下抗敌方略、完成高层人事任命和战略部署后,深知如此规模的大战,后勤供应乃决胜关键,绝非仅靠几道诏书、几句激励所能解决。
前线将士浴血搏杀,若粮草不继、军械匮乏、赏罚不明,再坚固的防线也会从内部崩溃。
他必须坐镇中枢,掌控全局,协调各方,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政治、外交危机。
于是,他将这副千钧重担,交给了他寄予厚望的太子赵玮,任命其为“总领中外诸军马钱粮事”,开府设属,全权负责战时后勤统筹。
这是一项无比艰巨的任务。
南宋疆域虽富,但连年备战、军费浩大,国库早已不裕。
如今三线开战,每月耗费的粮草、饷银、军械、药材,皆是天文数字。
如何从东南各地,甚至从尚未被战火波及的湖广、闽浙、川蜀,将物资征集、转运到数千里外的三个主要战场,还要保障临安及后方的稳定,考验的是整个帝国的组织、动员和运输能力。
年轻的太子赵玮,深感责任重大,但他没有退缩。
在皇帝赵构的信任和几位能干辅臣的协助下,他迅速展现出与其年龄不符的沉稳与干练。
赵玮深知,旧有的官僚体系效率低下,部门之间推诿扯皮,难以应对战时紧急状态。
他奏请皇帝同意,在太子东宫设立临时性的“军需统筹司”,自兼提举,下设粮秣、转运、军械、饷银、医药、赏功等各分曹,直接从户部、工部、兵部、太府寺等相关衙门抽调干练官员充任,授予专断之权,遇事可直接协调甚至命令地方,简化流程,提高效率。
同时,他向各大战区派出“催办使”,手持尚方宝剑,代表太子监督地方钱粮征收、物资转运,有权弹劾延误、贪墨的官吏。
钱是战争的血液。
赵玮与户部官员绞尽脑汁,开源节流:
1. 动用储备:下令打开太仓、左藏库等国家储备,调用大量金银、铜钱、绢帛,充作军费。
2. 加征赋税:在已有赋税基础上,临时加征“经制钱”、“总制钱”等多项特别税,并向江南富户劝捐,甚至允许“纳粟补官”,以最快速度聚集财富。
3. 推行纸币:大力推广“会子”的流通和兑换,以弥补铜钱不足,但严令控制发行量,防止恶性通胀,并规定前线军饷部分以会子发放,可在后方指定地点兑换实物。
4. 清丈土地,严惩贪墨:派员核查田亩,追缴欠税,同时严厉打击趁战乱侵吞国库、克扣军饷的贪官污吏,所得财物充公。
太子亲自过问几起大案,处决、流放数名高官,震动朝野,使贪腐之风稍有收敛。
粮草是军队的命脉。赵玮下令:
1. 和籴与征调:在江东、两浙、江西、湖南等产粮区,大规模进行“和籴”,同时按田亩比例强制征调军粮。
2. 漕运优先:命令将东南漕运几乎全部转向军需运输。
成千上万的漕船、官船、民船被征用,满载粮食、草料,沿运河、长江,源源不断运往两淮、荆襄前线。
长江、汉水、淮河上,一时间舳舻千里,帆影蔽日。
3. 设立中转仓:在靠近前线的安全地带,如建康、江州、江陵等地,设立大型转运仓库,接收、储存、分发各地运来的物资,减少前线囤积压力,也便于灵活调配。
弓弩箭矢、刀枪甲胄、炮石火器,是守城的利器。
赵玮严令军器监、将作监及各地方作院,日夜赶工,匠人不分昼夜,全力生产。
原料不足,则派员四处采购,甚至允许用军功或钱粮换取民间铁器。
他特别重视火器的生产和运输,对霹雳炮、蒺藜火球、毒烟球等守城利器,要求优先保障,并派专人押运,确保安全。
同时,设立“军功即时赏赐制”,规定前线斩获、立功,经核实后,赏银、布帛、甚至官职爵位,由“催办使”或战区制置使就地部分发放,其余由朝廷快速补发,激励将士用命。
太子赵玮的工作,绝非一帆风顺。
他面临重重困难:
地方阻力:加征税赋、强征粮船,触及地方豪强、富商利益,虽有“催办使”弹压,但怨言、阻挠不断,甚至有地方官阳奉阴违。
运输损耗:千里转运,损耗惊人。
漕船遇风浪沉没、民夫逃亡、押运官吏克扣、甚至遭遇小股蒙古游骑或土匪袭击,都造成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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