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帝国的目光聚焦于淮河、汉水、秦岭三条岌岌可危的主防线时，在更遥远的西北，河套平原那片新收复不久、地广人稀的土地上，一场同样关乎全局，却极易被忽视的防御战，也在默默进行。
镇守此地的，并非如吴玠、岳飞那样的天下名将，而是一位以刚毅果敢、治军严明着称的后起之秀——刘子羽。
刘子羽，名将刘锜之侄，早年随叔父征战，在“端平入洛”之役中崭露头角，勇猛敢战，尤擅骑射，深得刘锜器重。
河套收复后，此地成为插入蒙古侧翼的一枚楔子，战略地位陡然提升，但也成为直面蒙古兵锋的最前沿。
因其地缘敏感、孤悬在外，朝廷经吴玠力荐，任命年轻而富有锐气的刘子羽为朔方安抚使、知灵州，统率两万五千朔方军及当地蕃汉义兵，担起了守卫这片“新边”的重任。
他的任务，在全局战略中看似次要，实则关键：守住河套，屏障川陕侧翼，并威胁蒙古西路军乃至中路军的后方，使其不能毫无顾忌地全力南攻。
更深一层，则是防备蒙古军可能采取的、极为险恶的一招——绕道河套，从侧后方袭击川陕，甚至迂回包抄荆襄。
河套地区，黄河“几”字形怀抱的肥沃平原，水草丰美，地势相对平坦，利于骑兵驰骋。
宋军新得此地，统治未稳，城防残破，居民稀少，补给线漫长。
对擅长长途奔袭、迂回包抄的蒙古骑兵而言，这里几乎是绝佳的用武之地。
刘子羽到任后，面临的局面极为严峻。
他手中兵力有限，要防守的区域却极为广阔。
蒙古西路军察合台虽然主力在秦岭袭扰，但其游骑从未停止对河套地区的侦察和试探。
更有情报显示，蒙古本部或其他宗王的骑兵，也可能受命南下，配合察合台行动，或单独从河套方向打开突破口。
刘子羽没有试图用有限的兵力去防守每寸土地，那无疑是自杀。
他采纳了吴玠“扼守要点，弹性防御”的思想，并结合河套地形特点，创造性地加以发展。
他选择的“要点”，并非传统的大城，而是几处位于交通要冲、水草丰美之地、或地势险要的旧有堡寨，如盐州、夏州、丰州 等。
他征发军民，不惜代价，加固这些堡寨的城墙，深挖壕沟，储备粮草军械，将其打造成一个个坚固的支撑点。
每个堡寨驻兵数千，配备弩炮等守城器械，足以抵御数倍敌军短时间围攻。
同时，他深知在草原地带，没有机动兵力就是瞎子、聋子。
他将朔方军中约八千精锐骑兵，分为数支，由勇将统领，以灵州为大本营，不断派出，进行大范围的侦察、巡逻和警戒。
这些骑兵，就是刘子羽的“眼睛”和“触角”。
他们的任务不是与蒙古主力硬拼，而是发现敌情，及时预警，袭扰小股蒙古游骑，保护交通线，并尽可能迟滞蒙古大军的推进速度。
针对蒙古军“以战养战”的特点，刘子羽在河套实行了比川陕更为彻底的“清野”政策。
他强制将散居在堡寨外围、黄河沿岸的零散农户、牧户，全部迁入指定的、有防御能力的堡寨或灵州城内。
来不及收割的庄稼，要么组织抢收，要么忍痛焚毁。
水井填塞，房屋拆除。
他要让任何进入河套的蒙古大军，找不到一粒粮，喝不到一口干净水，得不到任何补给。
此外，刘子羽非常重视拉拢、安抚当地的党项、吐蕃等部落。
他明白，这些蕃部态度摇摆，谁能提供保护、给予好处，他们就倒向谁。
他一方面展示宋军的军容和守土决心，另一方面，以盐、茶、布匹、粮食等物资进行羁縻，授予其首领官职，允许其自治，但要求他们提供兵员（蕃骑）、情报，并在蒙古军来时，要么入寨自保，要么迁入宋军控制区，绝不能为蒙古人带路或提供帮助。
他严惩了少数与蒙古暗通款曲的部落，以儆效尤。
这套“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稳住了河套蕃部的人心，使蒙古军难以在此获得向导和补充。
绍兴四十五年夏，刘子羽的防御体系迎来了第一次严峻考验。
察合台为了彻底解决侧翼威胁，也为了试探河套宋军虚实，派遣其麾下悍将塔塔，率领一万五千蒙古及附属骑兵，避开宋军重点设防的灵州，突然绕过丘陵地带，直扑位置相对突出、但水草丰美的盐州。
塔塔塔意图明确：速破盐州，缴获城中储粮物资，震慑周边蕃部，然后或南下威胁延安府，或东进威胁麟州、府州，搅乱整个陕西后方，迫使川陕的吴玠分兵回援。
盐州守将曲端，是刘子羽麾下猛将，性格刚烈。
他手下仅有守军三千，外加临时入城的百姓、蕃部壮丁千余人。
面对数倍于己的蒙古精锐，曲端毫无惧色，按照刘子羽事先的部署，闭门死守。
塔塔见盐州城小，以为可一鼓而下，挥军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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