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八年，残冬的寒意尚未完全褪去，一份来自陕西布政使司的加急公文便如一块冰，狠狠砸在了延安知府赵彦的心头。
“……虏寇交讧，国事维艰。九边缺饷，士卒鼓噪；剿寇乏粮，将帅束手。着令各府州县，自崇祯八年始，秋粮于正赋之外，一体加征三成，以济军需。剿饷、练饷照旧征收，不得减免。各府务于两月之内，将加征细目、催征章程详报省司，秋后征齐解送，颗粒不得拖欠。事关军国，违者严参不贷！”
末尾是陕西布政使、巡抚、巡按的三方大印，鲜红刺目。
赵彦捧着这纸公文，枯坐良久，脸色由红转白，再由白转青。他年近五十，在这个知府位置上已坐了四年，本指望熬过这任便能调回京中，谋个清闲职位养老。可这纸公文，几乎断绝了他的念想。
“加征三成……”他喃喃自语，声音发颤，“去年大旱，百姓已易子而食，再加三成，这是要逼着全府百姓都去投闯贼啊！”
他猛地将公文摔在案上，却不敢用力，生怕损了这“上谕”。旁边侍立的师爷周文连忙上前，小心拾起公文，仔细看了一遍，也是倒抽一口凉气。
“府君，这……这如何是好？”
赵彦苦笑：“如何是好？朝廷要钱要粮，我还能抗命不成？”
他顿了顿，“你算算，咱们府要加多少？”
周文是绍兴师爷出身，算账是看家本领。他取过算盘，噼里啪啦拨动起来，越拨脸色越难看：
“回府尊，按朝廷定额，延安府辖一州十六县，共有田亩一百八十万亩。正赋该纳粮八万石，折色银两另算。加征三成，就是两万四千石。剿饷、练饷按户计，折银四万两。总计是……粮十万四千石，银四万两。”
他咽了口唾沫，继续道：“可去年大旱，实收田赋仅五万石，剿练饷实收不足两万两。许多州县上报‘赤地百里，民逃亡过半’，请求减免，省里也准了一部分。今年若按此数征收，缺口……缺口太大了。”
“百姓手里哪还有余粮？”赵彦颓然靠在椅背上，闭上眼，“去年旱灾，许多地方颗粒无收。若不是靠……靠那边支援些粮食，早就出大乱子了。”
他说得隐晦，但周文心知肚明。“那边”指的就是新家峁。去年秋冬，延安府能勉强维持，很大程度上靠新家峁以“平价售粮”“借粮赈灾”名义送来的两万石粮食，以及新家峁控制区域的稳定——那里没有发生大规模民变，反而吸纳了不少流民，减轻了府城的压力。
“可朝廷的催逼……”周文迟疑道，“若不能按期解送，轻则罚俸降级，重则……罢官问罪啊。首辅那边，怕也不好交代。”
赵彦是温体仁一系的人，能当上这个知府，全赖温体仁提拔。若他在征税这事上办砸了，温体仁也保不住他。
赵彦在堂内来回踱步，眉头拧成了疙瘩。他不是海瑞那样的清官，该收的“常例”、该拿的“孝敬”从不手软。但他也有底线：不能逼出民变。一旦百姓造反，他这个知府第一个掉脑袋——流寇可不管你是贪官还是清官。
踱了十几圈，他终于停下，对周文道：“这样，你先按旧额发下文书去催征，看看各州县能收上多少。同时……给新家峁那边递个话，就说本府有要事相商，请李盟主方便时过府一叙。”
周文眼睛一亮：“府尊的意思是……”
“咱们的难处，他们该知道。”赵彦意味深长，“他们能在延安府立足，本府也是出了力的。如今本府有难，他们总不能袖手旁观吧？”
这是要把压力巧妙地转移出去。
消息很快通过秘密渠道传到了新家峁。钱小满拿着密信，急匆匆走进李健的书房。书房里，李健正与顾炎武、方以智商议事宜。
“李盟主，急事！”钱小满头额上都是细汗，“朝廷加税了！陕西布政使司行文各府，秋粮加征三成，剿饷练饷照旧。赵知府顶不住，邀您过府‘商议’。”
李健接过密信，仔细看完，又递给顾炎武和方以智。三人传阅完毕，书房内一时沉寂。
“果然来了。”顾炎武率先打破沉默，叹息道，“朝廷财政已到绝境，只能饮鸩止渴。加征三成……这是嫌天下乱得不够快啊。”
方以智沉吟道：“赵彦此人，贪财惜命，但不算蠢。他知道硬征必激起民变，所以想找我们替他扛。这是个难题，却也是个机会。”
李健走到墙边地图前，凝视着延安府的疆域。半晌，他转身问道：“小满，以咱们现在实际控制的人口田亩，按朝廷定额，该纳多少？咱们又能出多少？”
钱小满早有准备，从怀中取出一个账本，翻到一页：“盟主，咱们现在实际控制区域，包括核心区、缓冲区和部分灰色区，约三百里方圆，在册人口约一百二十万，登记田亩二百五十万亩——这是咱们自己统计的，比官府册籍多出近百万亩，因为咱们源源不断的开垦了大量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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