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指着账目继续道：“按朝廷旧额，每亩征粮四升，二百五十万亩该纳粮十万石。丁银、剿饷、练饷折银，约需五万两。这是理论上的。”
“实际呢？”
“实际咱们去年缴纳的是：粮八万石——其中五万石是咱们本部产的，三万石是替其他区域‘代缴’。银三万两——主要用咱们的流通券折算，实际支出现银不足一万两。”
钱小满苦笑，“加三成的话，理论数变成粮十三万石，银六万五千两。而咱们今年夏粮预计收成二十万石，看似够，但要除去口粮、种子、储备，能动的也就八万石左右。银两更缺，咱们的流通券信用虽好，但朝廷只认白银和实物。”
“缺口确实不小。”李健点头，“但必须解决。如果不缴或缴不足，朝廷就可能派兵来征，或者调别的军队来‘协防’——那才是大麻烦。”
他顿了顿，对钱小满道：“通知委员会各位，一个时辰后，议事堂紧急会议。”
新家峁议事堂内，气氛凝重。李健将情况简要说明后，众人立刻议论纷纷。
郑老汉第一个站起来，这位老农出身的委员说话直来直去：“盟主，咱们的粮食是大家一滴汗一滴汗种出来的，凭什么白白交给朝廷？朝廷给了咱们什么？除了加税就是加饷！要我说，少缴点，搪塞过去算了！咱们有黄河天险，有数万民兵，还怕他们不成？”
侯方域虽出身官宦世家，但在新家峁生活已久，思想已转变不少。他补充道：“郑老说得有理。朝廷如今自顾不暇，洪承畴在河南剿寇，哪有余力来管咱们？就算派兵，也不过三五千人，咱们还怕他们？”
这是“保守派”的意见：以实力为后盾，减少缴纳，甚至不缴。
但黄宗羲立刻摇头：“不然。朝廷现在虽弱，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陕西境内，榆林镇有边军三万，固原镇有两万，宁夏镇有一万五千。这些虽是防蒙古的，但若朝廷严令，抽调万余人来‘协防’咱们，就是大麻烦。咱们现在精锐部队总兵力三万多，但要防守三百里地盘，兵力分散。真打起来，就算能赢，损失也大——咱们的工匠、农夫损失不起。”
钱老倔拍案道：“黄先生说得对！咱们不能只看眼前。跟朝廷撕破脸，咱们就真成反贼了。到时候流寇来打咱们，官军也来打咱们，四面受敌，还怎么发展？”
李大嘴这个宣传大使也附和：“咱们的货物要卖出去，商路要畅通，都离不开官面上的关系。撕破脸，商路一断，损失更大。”
这是“实际派”的意见：必须维持与朝廷的表面关系，不能硬扛。
李定国作为军事负责人，分析得更具体：“从军事角度看，榆林镇总兵，与我有些旧谊，此人贪财但不算狠毒。若朝廷真下令征剿，他多半会阳奉阴违，要点钱粮就撤。但固原镇总兵郑嘉栋，是洪承畴心腹，为人严厉，若他带兵来，就难对付了。”
高杰补充：“咱们的火器虽然厉害，但资源跟不上新的生产力，弹药储备有限。真打大仗，最多支撑三个月。还得继续积累。而且咱们的兵多是本地人，守土有责，但远征能力不足。一旦开战，春耕秋收全耽误，粮食问题更大。”
贺人龙更是直言：“末将曾在官军，深知其中黑幕。那些将领巴不得地方出事，好借剿匪之名要粮要饷，甚至纵兵抢掠。咱们绝不能给他们这个借口。”
这是“军事派”的意见：开战代价太大，应尽量避免。
顾炎武听完各方发言，捋须道：“诸位所言都有道理。依老夫看，关键在赵知府。只要他帮着遮掩，朝廷未必知道实情。所以，得让他成为‘自己人’——不是简单的贿赂，而是让他觉得，他的前程、身家性命，都与新家峁绑在一起。”
吴先生（负责情报）点头：“顾先生高见。赵彦此人，贪而怯，最重自身安危。咱们要让他明白：帮咱们，他能升官发财；害咱们，他第一个倒霉。”
方以智则从战略层面分析：“从长远看，朝廷加税是饮鸩止渴，必激民变。咱们若能帮百姓减轻负担，不仅能收民心，还能让朝廷更依赖咱们——毕竟，现在陕西还能收上税的地方不多了。咱们越显得‘有用’，朝廷就越不敢动咱们。”
李健静静听着所有人的意见，心中渐渐有了决断。等议论声稍歇，他站起身，走到议事堂中央。
“各位的意见，我都听了。综合来看，咱们的方针应该是：税要缴，但不能全缴，也不能不缴。原则是——表面足额，实际减少；安抚官府，惠及百姓。”
他走到木板前，用炭笔写下具体策略：
一、对朝廷层面
- 通过赵彦，上报“足额完成征收”。
- 实际缴纳时，利用“折色”（以实物代银）、“损耗”、“粮色不一需折减”等名目，减少实缴数量。
- 在文书中强调“旱灾影响”“百姓困苦”，为将来继续要求减免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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