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月第三次从这个梦惊醒的时候，床头闹钟显示凌晨三点十四分。她躺在厂里分配的四人宿舍上铺，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管灭了大半，只剩两头还泛着暗红色的微光，像两只半闭的眼睛。同宿舍的三个工友都睡得很沉，下铺的周姐在打鼾，鼾声很轻，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着一扇永远敲不开的门。
她翻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湿的。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她来这间港资电子厂已经四十三天了。厂子在广东东莞，名字叫“新威电子”，老板姓郑，据说在香港做电子元器件贸易起家，后来把产业链迁到了内地。郑观月不是冲着这个姓来的，她只是看中了这里的工资——底薪两千三，加班费另算，每月能拿四千多，比她之前在老家超市收银强多了。她把五岁的女儿托给婆婆，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南下，到的时候天刚亮，厂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人事部的人把她分到了装配车间，做手机主板组装。流水线二十四小时不停，白班夜班两班倒，半个月换一次。她被分到了夜班。
白天睡觉，晚上上班，这种颠倒的日子她过了四十多天，本以为已经习惯了。可最近这一周，她开始觉得哪里不对。
先从那个机位说起。装配车间在三楼，近百米长的流水线，几十个工位一字排开。郑观月坐在流水线中段偏后的位置，负责给主板贴芯片。她的工位编号是L-17，左边是个沉默寡言的广西女孩，右边空着。那个空位从她来那天就空着，堆着一些装电子元件的塑料筐，还有一台积了灰的电动螺丝刀。她问过线长为什么不安排人坐那个位置，线长支支吾吾，说那是“备用的”，就转身走了。
郑观月没有多想。
她不是那种好奇心重的人，在厂里待了一个多月，除了同宿舍的周姐和工位旁边的广西妹，她几乎不认识谁。她的生活很规律——晚上七点五十打卡进车间，八点开线，凌晨四点半收线，五点回到宿舍洗漱睡觉，下午两点多起床，吃一顿不知道算早饭还是午饭的饭，再躺一会儿，又该上班了。这种日子像一条灰白色的传送带，把她一天一天地往前送，她不觉得苦，只是偶尔在凌晨两三点最困的时候，会想起女儿的脸，想起她走的时候女儿抱着她的腿不让走，她掰开女儿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掰，女儿的手指那么小，那么软，她掰开一根，又攥紧了。
那天夜里，大概两点的样子，正是人最困的时候。流水线上所有人都低着头，机械地重复着手里的活计，只有机器的嗡嗡声和传送带滚动的沙沙声。郑观月也觉得眼皮沉得像灌了铅，她使劲眨了眨眼，想把那股困意赶走，就在她抬起头的那个瞬间，她看见右边那个空着的工位上坐着一个人。她愣住了。那是一个女人，穿着和她们一样的灰色工装，戴着同样款式的防静电帽和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很黑，黑得像两个黑洞，没有眼白。她低着头，手里拿着一把电动螺丝刀，正在往一块电路板上拧螺丝。她的手很白，白得不正常，像在水里泡了很久。
郑观月下意识地往左边看了一眼——左边的广西妹还在，正低着头焊锡，没有注意到右边的异常。她又看回右边，那个人还在，还是那个姿势，低着头拧螺丝，电动螺丝刀在她手心里发出低沉的嗡鸣。
她想开口问旁边的人，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她想站起来，身体却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动弹不得。她就那么坐着，盯着右边那个正在工作的女人，盯了不知道多久。机器的嗡鸣声忽然停了，不是整个车间停了，是她右边那个工位传出的声音停了。那个女人把手里的螺丝刀放在台面上，然后缓缓地、缓缓地转过头来。
口罩遮住了她的大半张脸，只露出那双没有眼白的眼睛。那双眼睛直直地看着郑观月，眼皮一眨不眨，像两颗嵌在眼眶里的黑色玻璃珠。
郑观月的脑子里嗡了一声，她猛地站起来，椅子往后倒，发出刺耳的声响。流水线上的人都停下来，转头看着她。广西妹拉了拉她的衣角，问她怎么了。郑观月再看右边的工位，空荡荡的，只有那堆塑料筐和积了灰的螺丝刀。什么都没有。
“没事，腿抽筋了。”她把椅子扶起来，重新坐下。没有人再问。
可是她的心跳一直很快，快到下班都没有慢下来。
回到宿舍以后，她跟周姐说起这件事。周姐是厂里的老员工了，在这干了六七年，什么稀奇事都见过。周姐正在洗脚，听她说完，手里的毛巾停在半空中，好一会儿才放下来。
“那个工位，你以后别盯着看。”周姐的声音压得很低，“那边出过事。”
郑观月问出了什么事。周姐沉默了很久，把脚从盆里抬起来，用毛巾慢慢擦干，然后说了四个字——“有人死在那里。”
“去年的事了。也是个夜班，那个位置上的女工，才十九岁，贵州来的。那天晚上她身体不舒服，脸色煞白，冒虚汗，跟线长请假，线长说这批货天亮要发，让她坚持一下。后来大概是凌晨三四点吧，她忽然一头栽在流水线上，再没起来。说是突发心梗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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