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月第三次从这个梦惊醒的时候,床头闹钟显示凌晨三点十四分。她躺在厂里分配的四人宿舍上铺,天花板上那盏日光灯管灭了大半,只剩两头还泛着暗红色的微光,像两只半闭的眼睛。同宿舍的三个工友都睡得很沉,下铺的周姐在打鼾,鼾声很轻,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着一扇永远敲不开的门。
她翻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是湿的。不知道是汗还是泪。
她来这间港资电子厂已经四十三天了。厂子在广东东莞,名字叫“新威电子”,老板姓郑,据说在香港做电子元器件贸易起家,后来把产业链迁到了内地。郑观月不是冲着这个姓来的,她只是看中了这里的工资——底薪两千三,加班费另算,每月能拿四千多,比她之前在老家超市收银强多了。她把五岁的女儿托给婆婆,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南下,到的时候天刚亮,厂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
人事部的人把她分到了装配车间,做手机主板组装。流水线二十四小时不停,白班夜班两班倒,半个月换一次。她被分到了夜班。
白天睡觉,晚上上班,这种颠倒的日子她过了四十多天,本以为已经习惯了。可最近这一周,她开始觉得哪里不对。
先从那个机位说起。装配车间在三楼,近百米长的流水线,几十个工位一字排开。郑观月坐在流水线中段偏后的位置,负责给主板贴芯片。她的工位编号是L-17,左边是个沉默寡言的广西女孩,右边空着。那个空位从她来那天就空着,堆着一些装电子元件的塑料筐,还有一台积了灰的电动螺丝刀。她问过线长为什么不安排人坐那个位置,线长支支吾吾,说那是“备用的”,就转身走了。
郑观月没有多想。
她不是那种好奇心重的人,在厂里待了一个多月,除了同宿舍的周姐和工位旁边的广西妹,她几乎不认识谁。她的生活很规律——晚上七点五十打卡进车间,八点开线,凌晨四点半收线,五点回到宿舍洗漱睡觉,下午两点多起床,吃一顿不知道算早饭还是午饭的饭,再躺一会儿,又该上班了。这种日子像一条灰白色的传送带,把她一天一天地往前送,她不觉得苦,只是偶尔在凌晨两三点最困的时候,会想起女儿的脸,想起她走的时候女儿抱着她的腿不让走,她掰开女儿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掰,女儿的手指那么小,那么软,她掰开一根,又攥紧了。
那天夜里,大概两点的样子,正是人最困的时候。流水线上所有人都低着头,机械地重复着手里的活计,只有机器的嗡嗡声和传送带滚动的沙沙声。郑观月也觉得眼皮沉得像灌了铅,她使劲眨了眨眼,想把那股困意赶走,就在她抬起头的那个瞬间,她看见右边那个空着的工位上坐着一个人。她愣住了。那是一个女人,穿着和她们一样的灰色工装,戴着同样款式的防静电帽和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很黑,黑得像两个黑洞,没有眼白。她低着头,手里拿着一把电动螺丝刀,正在往一块电路板上拧螺丝。她的手很白,白得不正常,像在水里泡了很久。
郑观月下意识地往左边看了一眼——左边的广西妹还在,正低着头焊锡,没有注意到右边的异常。她又看回右边,那个人还在,还是那个姿势,低着头拧螺丝,电动螺丝刀在她手心里发出低沉的嗡鸣。
她想开口问旁边的人,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发不出声。她想站起来,身体却像被什么东西压住了,动弹不得。她就那么坐着,盯着右边那个正在工作的女人,盯了不知道多久。机器的嗡鸣声忽然停了,不是整个车间停了,是她右边那个工位传出的声音停了。那个女人把手里的螺丝刀放在台面上,然后缓缓地、缓缓地转过头来。
口罩遮住了她的大半张脸,只露出那双没有眼白的眼睛。那双眼睛直直地看着郑观月,眼皮一眨不眨,像两颗嵌在眼眶里的黑色玻璃珠。
郑观月的脑子里嗡了一声,她猛地站起来,椅子往后倒,发出刺耳的声响。流水线上的人都停下来,转头看着她。广西妹拉了拉她的衣角,问她怎么了。郑观月再看右边的工位,空荡荡的,只有那堆塑料筐和积了灰的螺丝刀。什么都没有。
“没事,腿抽筋了。”她把椅子扶起来,重新坐下。没有人再问。
可是她的心跳一直很快,快到下班都没有慢下来。
回到宿舍以后,她跟周姐说起这件事。周姐是厂里的老员工了,在这干了六七年,什么稀奇事都见过。周姐正在洗脚,听她说完,手里的毛巾停在半空中,好一会儿才放下来。
“那个工位,你以后别盯着看。”周姐的声音压得很低,“那边出过事。”
郑观月问出了什么事。周姐沉默了很久,把脚从盆里抬起来,用毛巾慢慢擦干,然后说了四个字——“有人死在那里。”
“去年的事了。也是个夜班,那个位置上的女工,才十九岁,贵州来的。那天晚上她身体不舒服,脸色煞白,冒虚汗,跟线长请假,线长说这批货天亮要发,让她坚持一下。后来大概是凌晨三四点吧,她忽然一头栽在流水线上,再没起来。说是突发心梗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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