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诗酒不知道什么是骨豆。她在村里问了一圈，没人肯说。问到村尾那个九十多岁的老太太，老太太正坐在门口剥玉米，听她说完，手里的玉米掉在地上，骨碌碌滚了好远。
“你奶奶是‘咖婆’。”老太太说，声音像风吹过枯叶，“咱们这个村，以前不叫青木村，叫咖村。不是因为种咖啡，是因为有一棵‘’。那棵树长在后山的崖壁上，不知几百岁了。它结的果子，不是普通的咖啡果，是‘骨豆’。你奶奶就是守着那棵树的人。”
沈诗酒的脑子里嗡嗡的。“守树人？”
老太太捡起那根玉米，放在膝盖上，双手按在上面，像按着一个随时会跑掉的东西。“五十年结一次果，一次结三十六粒。那豆子不能吃，吃了会死人。可你奶奶有办法，她把豆子焙了，磨了，煮成一种很苦很苦的汁。那汁不是给人喝的，是给‘下面的人’喝的。每年七月十五，你奶奶端着那碗汁，到后山的崖壁下面，放在一块石板上，说一句‘来喝’，那碗汁就见了底。没人看见谁喝的，可它就是了。”
沈诗酒站在那里，手开始发抖。“那是在做什么？”
老太太看着她，浑浊的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在赎命。你奶奶的命，是树给的。她年轻时候差点死了，是那棵树让她活了下来。她得还，每年还一次，还一辈子。还完了，她死了，债就清了。”
沈诗酒想起那只瓦罐里的黑色浓汁，想起奶奶笔记本上那些焦痕，想起那句“不要喝”。她跑回老屋，抱起那只瓦罐，往后山跑。
山路很窄，两边是密密的灌木丛，露水打湿了她的裤腿。她跑了大概二十分钟，在一块巨大的崖壁前面停了下来。崖壁下面有一块石板，石板上刻着一个浅浅的凹槽，刚好能放下一只碗。她把瓦罐放在石板旁边，蹲下来，用手指蘸了一点罐子里凝固的汁液，放在舌尖上。
苦。不是咖啡的苦，是另一种苦，从舌尖苦到舌根，从舌根苦到喉咙，从喉咙苦到心里。那股苦味在她身体里炸开，她看见了——不是用眼睛看见的，是直接出现在她脑子里的。一棵巨大的树，长在崖壁上，树根扎进石缝里，树干粗得几个人合抱不过来。树皮不是褐色的，是暗红色的，像凝固的血。树枝上挂满了果子，黑色的，外壳硬得像石头，一串一串垂下来，像无数只干枯的手。树底下站着一个人，是她奶奶，年轻的奶奶，三十来岁，穿着靛蓝色的斜襟褂子，手里端着一只粗陶碗。她跪在树根前面，把碗举过头顶，嘴里念着什么。然后她把碗放在那块石板上，退后三步，磕了三个头。碗里的黑色汁液，在她磕完第三个头的时候，消失了。不是被人端走的，不是被风吹干的，是从碗底渗下去了，渗进石板的缝隙里，渗进树根里，渗进那棵暗红色的树里。
沈诗酒猛地睁开眼睛，手里的瓦罐掉在地上，罐口裂了一道缝，里面凝成冻的汁液晃了晃，没有流出来。她跪在那块石板前面，把瓦罐里那些黑色的膏状物一勺一勺舀出来，放在石板的凹槽里。她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可她觉得，奶奶欠了六十多年的债，不能就这么烂在她手里。
她把最后一勺放上去的时候，凹槽里黑色的汁液开始冒泡。咕嘟，咕嘟，咕嘟，和昨晚在灶台上听到的一模一样。气泡越来越大，越来越密，汁液在凹槽里翻滚，颜色从黑变成暗红，从暗红变成深褐，最后变成了一种浑浊的、像泥浆一样的灰褐色。然后它开始下降，不是蒸发，不是溢出，而是像有什么东西在石板下面吮吸，一口一口，把那摊汁喝了下去。凹槽见了底，只剩下湿漉漉的痕迹。
沈诗酒跪在那里，浑身发抖。
崖壁上面那棵她看不见的树，叶子沙沙响了一阵，然后安静了。风停了，四周死寂。她站起来，抱起那只裂了缝的瓦罐，一步一步走下山。走到山脚的时候，她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崖壁上什么都没有，只有灰色的岩石和那些从石缝里长出来的矮灌木。可她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那里，在看着她。不是恶意，是一种很老的、很疲惫的、像是在确认什么的眼神。
她回到老屋，把笔记本、瓦罐和那些从村里老人嘴里拼凑出来的记忆装进行李，坐上了回省城的长途车。她开始在出租屋里复制奶奶的咖啡。没有骨豆，她只能用市面上能买到的最深烘焙的咖啡豆，用最原始的瓦罐在炭炉上熬，一熬就是几个小时。熬出来的汁又黑又苦，喝下去像吞了一口烧焦的木炭。她每天熬一罐，每天喝一碗，喝完就闭上眼睛，试图看见那棵树，看见奶奶，看见那个她只在脑子里见过的崖壁。她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片黑暗。
她连续喝了三个月。第四个月的某天夜里，她照例熬了一罐，照例倒了一碗，照例喝了下去。那股焦苦的液体顺着食道滑进胃里，她闭上眼睛，看见了。不是那棵树，是一扇门。黑色的，铁质的，门板上刻着一圈一圈的螺旋纹，像树的年轮，又像某种古老的记数方式。她站在门前，伸出手，推了一下。门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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