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我孩子发烧！三十九度二！刚才在家抽搐！”红梅的声音急促，但每个字都清楚。
护士放下笔站起来：“什么时候开始的？”
“半夜十一点多，睡得好好的突然哭，一摸烫手。”
“多大？”
“不到4个月”
“抽了多久？”
“断断续续……，抖得厉害。”
护士绕出柜台，伸手摸小年的额头，又翻开眼皮看了看。孩子眼皮下的眼珠往上翻，露出大片眼白。
护士的淡定就像微波炉热剩饭——“叮”一声就好了。她们见惯了各种“剩饭”，而家长还在旁边急得像第一次用火的外星人。
“家属跟我来。”护士转身往诊室走，白大褂下摆翻起一个角。
红梅抱着孩子跟上。常莹跟在后面，拖鞋在地板上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她外套拉链只拉了一半，里面那件桃红色睡衣露出来一截。
诊室里值班的是个女医生，三十多岁，戴着眼镜，眼镜腿上缠着白胶布。她正在喝水，看见他们进来，放下杯子。
“坐。”医生说。
红梅坐下。常莹站在她旁边，手撑着桌子边沿，喘气。
医生拿了听诊器，解开小年的襁褓。孩子的身子露出来，皮肤很红，胸口一起一伏很快。听诊器冰，贴上去时小年猛地一抖，哭声尖锐起来。
医生听了前胸，听了后背。又用压舌板看喉咙。小年挣扎，小手乱挥，打在压舌板上。
“喉咙红。”医生说，“先抽个血。血常规加C反应蛋白。”
她开单子，笔尖在纸上沙沙响。
“医生，严重吗？”红梅问。
“得看血象。”医生头也不抬，“这么小的孩子高烧抽搐，不能大意。先打退烧针，然后马上抽血”
她把单子递过来：“缴费在一楼。抽血在二楼检验科。打完针去留观室观察。”
红梅接过单子，看了一眼常莹。
常莹立刻说：“我去交钱！”
红梅从外套内兜掏出钱包。是个黑色的人造革钱包。她打开，里面整整齐齐码着钱，一百的在前，五十二十在后，最下面是零钱。她抽出三张一百的，想了想，又加了一张。
“你先交这些，不够再说。”
钱从她手里递出去的瞬间，两个人的关系就微妙地调了个个儿。给钱的成了债主，接钱的便矮了一截。这薄薄几张纸，比血缘的千丝万缕更沉，它清清楚楚地划出了界限：此刻，我是主，你是从。
常莹接过钱：“够了够了，用不了这么多。”
钱攥在手心里，汗涔涔的。这让她有一种奇异的、短暂的富足感。
哪怕这钱是别人的，哪怕下一秒就要交出去，此刻的紧握，也仿佛能填补一些她人生中那些永远也填不满的窟窿——关于尊严，关于认可，关于“我也很有用”的那点可怜巴巴的自我证明。
攥着别人的钱，就像寒冬夜里偷穿了别人的貂，明知天亮就得还，但这几分钟的暖，够她做一整个富婆梦。
她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红梅，你在这儿等着，我交完就上来！”
常莹在医院里跑上跑下，那劲头像极了终于找到KTV的麦霸，虽然唱的难听，但架势和存在感必须拉满。
红梅没应声，她已经低头在看单子上的字了。缴费金额：一百八十七块五。
常莹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
医生写完病历，抬头看红梅：“第几个孩子？”
“第二个。”
“大的多大了？”
“十八，今年高考。”
医生推了推眼镜：“那你有经验。孩子发烧常见，但抽搐要重视。一会儿血出来，如果指标不好，可能要住院。”
红梅点头：“我知道。”
护士进来，拿了支细长的玻璃针管，里面是透明药水。
“退烧针，先打上。”
红梅把小年侧过来，撩开衣服下摆。孩子的屁股很小，肉乎乎的，皮肤白嫩。护士用棉签蘸了碘伏，擦了两下，针尖扎进去。
小年“哇”地一声，哭得整个身子弓起来。
红梅按住他的腿，按得很紧。
针拔出来，棉签压住针眼。护士说：“压一会儿，别让他揉。”
红梅接过棉签，手指压着那块小小的皮肤。棉签很快被血浸透，她换了一根，继续压。
常莹回来了，手里拿着缴费单和收据。她额头上有汗，几缕头发粘在皮肤上。
“交完了，抽血在哪儿？”
“二楼。”红梅站起来，“你在这儿等着，我抱他去。”
“我跟你一块儿！”
“不用。”红梅已经往外走，“你看东西。”
常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
她看着红梅瘦削却笔直的背影，心里忽然空了一块。原来这世上真有人能活得这么……有章法。不像她，一辈子活得像个被风吹乱的草垛，东倒西歪，还扎人。
二楼检验科的窗口亮着灯。夜里没人，只有一个值班的检验员，是个年轻小伙子，穿着白大褂趴在桌上打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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