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的夏天，像被打翻的墨水瓶，阴沉的云团在洞庭湖上空堆积不散。
澧水河的水势一天比一天汹涌，浊浪拍打着堤岸，发出震耳欲聋的声响，仿佛是大自然在宣泄着它的愤怒。
我拎着用大瓷碗装好的饭菜，沿着泥泞的堤坝向防汛指挥所走去。
远远地，就看见父亲那单薄的身影在人群中穿梭。
他身上的蓝色工作服早已被汗水和雨水浸透，紧紧地贴在背上，原本就黝黑的脸庞，在连日的暴晒下显得更加暗沉。
眼睛里布满了血丝，像两团燃烧殆尽的炭火。
“小军，把饭菜放在那边吧。”
父亲沙哑的声音传来，他甚至没来得及抬头看我一眼，手里还在不停地搬运着沙袋。
“老刘，你的饭来了，先趁热吃吧”，旁边的马队长说。
“现在十万火急，哪里是吃饭的时候”，父亲摆摆手，说道。
堤坝在暴雨中震颤。
浑浊的浪头裹挟着断裂的树干，一次次撞向摇摇欲坠的沙袋墙。
麻绳磨破的掌纹渗出血珠，随着铁锹挥动的节奏甩进泥水里，顷刻被雨水冲刷殆尽。
四十斤的沙袋在人群里翻飞传递，雨衣早已被汗水和雨水浸透，在探照灯下泛着冷光。
“上横木！”
嘶哑的吼声穿透雨幕。
三根碗口粗的松木被推上子堤顶端，麻绳在木桩上绞出刺耳的吱呀声。
探照灯扫过堤下漩涡，漂浮的家具残骸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逼近。
妇女们跪在泥水里码放防渗布，指甲缝嵌满黑泥，发梢滴落的不知是汗是雨。
突然有婴儿啼哭刺破喧嚣。
临时安置点的塑料棚在风里鼓成苍白的帆，年轻母亲用雨衣裹紧襁褓，背过身挡住横飞的雨箭。
子堤又渗出新水线，混着黄泥漫过胶靴。
父亲弯着腰，扛起一袋又一袋的沙袋，脚步有些踉跄，但每一步都走得坚定。
突然，他一个趔趄，摔倒在泥泞中，膝盖上渗出的鲜血很快被泥水冲淡。
我心疼地跑过去，想要扶他起来，他却摆了摆手，咬着牙自己站了起来，又继续投入到战斗中。
从昨天到今天，整整 30个小时，父亲和乡亲们没有合过一次眼，没有吃过一顿热乎饭。
他们用血肉之躯，在洪水面前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防线。
终于，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水位开始慢慢退去，危险暂时解除了。
父亲拖着疲惫的身躯，走到堤坝边的一棵老槐树下，瘫倒在地上。
他太累了，平时就患有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病，这些天的高强度劳动，早已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
我蹲在父亲身边，看着他熟睡的脸庞，心里想着等他醒来，一定要劝他回家休息几天。
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父亲却始终没有睁开眼睛。
“老刘！老刘！”
张大叔的呼喊声打破了短暂的宁静。
我慌忙伸手去摸父亲的鼻息，却发现他的呼吸已经变得微弱而急促。
慌乱中，有人拨打了急救电话。
可是，当医生赶到时，父亲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那年，他才46岁。
夕阳的余晖洒在堤坝上，把父亲的身体染成了金色。
蝉鸣声此起彼伏，仿佛在为这位英勇的抗洪战士奏响挽歌。
我跪在地上，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他的手掌上布满了老茧和水泡，那是多年劳作和抗洪留下的印记。
父亲的离世，像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们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头上。
母亲整天以泪洗面，眼睛肿得像核桃一样。
家里的墙上，还贴着去年获得的“五好家庭”奖状，那是父亲最引以为傲的东西。
如今，父亲的遗物只有一套破旧的工作服、一双磨破的胶鞋和一本泛黄的笔记本，里面记满了他对防汛工作的点点滴滴。
开学的日子越来越近，我的学费却还没有着落。
下个学期就是大学四年级了，要去实习了，单位也还没有着落。
看着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数着家里仅有的那点积蓄，我的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小军，要不咱别上学了，回家帮妈干点活吧。”母亲颤抖着声音说。
我强忍着泪水，摇了摇头。
晚饭时候，院门外传来自行车碾过碎石的声响。
大伯的解放鞋还沾着公路上的机油，车把上挂着的保温桶还冒着热气——那是大婶刚熬的排骨莲藕汤。
他蹲在门槛上，粗糙的手掌在我肩膀上重重按了按，说：“小军啊，还有一年就大学毕业了，你爸之前总跟我说起你的事...”
他从褪色的帆布包里掏出用报纸裹着的一沓钱，“这是五千块，大伯跑长途攒的，你先拿着交学费，等你毕业穿上皮鞋坐办公室了，再慢慢还伯伯。”
我一回头，看见他眼角未擦的泪痕。
舅舅接到表弟的电话，连夜从长沙赶回来了。
他哽咽的对母亲说：“姐，我还在读中学的时候，家里困难，你和姐夫帮了不少。现在姐夫不在了，有什么困难尽管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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