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试用者是一位年轻的数学博士，他的癫痫病灶位于通常与语言处理相关的脑区。标准化测试显示他的语言能力“轻度受损”，但认知地形测绘揭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他的数学洞察力高度依赖一种“空间-符号联觉”，每当他在头脑中把数学公式转化为旋转的三维几何结构时，就会产生突破性的理解。而这种联觉过程，恰恰与他癫痫发作前的“先兆体验”共享部分神经通路。
手术方案据此调整：尽可能保留那些支持空间联觉的脑区网络，只在最核心的致病灶进行精准切除。术后六个月复查，他的癫痫发作基本消失，而他的数学创造力——通过他正在撰写的一篇突破性论文证明——不仅保留，甚至因为摆脱了发作的干扰而更加敏锐。
手术团队将案例整理发表，在神经外科领域引发震动。论文标题是《作为合作者的患者：个性化认知地形测绘在癫痫手术决策中的应用》。文章末尾致谢栏，“青澄”伦理委员会和所有神经多样性顾问的名字被列在显着位置。
“这不仅仅是医学进步，”凯瑟琳教授在档案馆的年度报告中写道，“这是一种范式的转变：从‘医生为患者做决定’到‘医生与患者共同探索决定’。而实现这种转变的关键，是我们终于开始认真对待那些曾被边缘化的认知方式，并将它们视为人类心智多样性中不可或缺、甚至具有独特价值的组成部分。”
这根从伦理讨论抽出的新枝，已经触碰到了医学实践的核心地带，并在那里开出了第一朵尊重差异、协作共生的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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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启明实验室的“异质思维保护区”试点进行到第九个月时，那位曾设计“反共识挑战环节”的科幻作家，提交了一份令人意外的中期报告：《关于“蓝核”现有创新管道的“生态位分析”与“多样性补种建议”》。
报告没有评价具体项目，而是将“蓝核”过去五年的研发投入，按照“问题类型”（已知问题优化/未知问题探索）、“方法范式”（数据驱动/理论驱动/经验驱动）、“风险偏好”（渐进改进/颠覆尝试）三个维度进行可视化映射。图谱清晰显示：超过80%的资源集中在“已知问题-数据驱动-渐进改进”这个狭窄的生态位。
“这保证了短期效率，但可能导致长期的生态脆弱。”报告写道，“当一个物种（思维范式）垄断了绝大部分生存资源时，生态系统会失去应对环境突变的韧性。”
报告建议启动一个“多样性补种计划”：每年划拨5%的研发预算，专门资助那些落在主流生态位之外的项目——比如“未知问题-理论驱动”的基础研究，“已知问题-经验驱动”的工匠式创新，甚至“未知问题-经验驱动”的大胆猜想。
更关键的是，报告提议改革项目评审标准：对于这些“补种项目”，不使用统一的投资回报率指标，而是为每类项目设计差异化的“成功度量”。例如，基础研究项目考察“是否产生了有深度的新问题”，工匠式创新考察“是否提炼出了可迁移的经验模式”，大胆猜想考察“是否激发了跨领域的讨论灵感”。
报告在战略委员会引发了近十年来最激烈的辩论。辩论持续了整整三天。最终，委员会达成一个妥协方案：批准一个为期三年的“多样性实验基金”，总额为研发预算的2%，由周启明实验室负责管理，但每年需向委员会汇报“实验成果”与“体系影响”。
基金公告发布的那天，周启明收到了一封来自“基石”网络的邮件。发件人是苏芮，邮件只有一句话：“周博士，如果需要‘补种’的经验多样性样本，我们这里有一片种子库。”
周启明回复：“已经开始需要了。第一个资助项目，就是研究如何将你们那些‘老师傅物理直觉’转化为可训练AI的‘注意力模式’。”
两个体系之间，一根新的连接枝条，在制度的缝隙中悄然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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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中，陈曦在苏黎世的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答辩后的晚宴上，那位着名物理学家送给她一本旧书：冯·诺依曼的《计算机与人脑》，扉页上写着一行赠言：“给陈曦：愿你永远记得，最复杂的系统往往始于最简单的规则，而理解这些规则，需要同时用上数学的严谨与诗意的想象。”
回国的飞机上，陈曦翻看着沈墨浓的笔记本。过去两年，她在上面记录了一百多条片段：有实验失败的沮丧，有理论突破的狂喜，有对家乡食物的思念，有异乡夜雪中的孤独，也有与导师、合作者、甚至实验室保洁阿姨的对话摘录。这些碎片看似杂乱，但连起来读，却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成长轨迹：从一个追求正确答案的学生，成长为一个懂得提出好问题的研究者；从一个孤独的探索者，成长为一个珍惜连接的协作节点。
她在笔记本的最后一页写道：“外婆，我带着您给的本子，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现在本子快写满了，而我要开始的新路，需要一本新的本子。但我会记得，所有的本子都是根，所有的远行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根所扎的土壤。我要回家了，不是回到原点，而是带着新的枝条，回到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试着在那里种下一些新的问题，并期待它们长出属于那片土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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