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月初。
京师连着下了几场大雪，天气冷得出奇。
军机处里，气氛却热火朝天。
各地捷报雪片般飞来。
赣南的战事刚平息，闽西郑氏的土楼就直接投降，连抵抗一下都不敢，族长自己绑了自己来请罪。
南直隶和浙江，以地入股的政策推行得异常顺利。钱伯涛的例子就在眼前，五万两银票带来的说服力，比京营的神威大炮还有用。
只用了一个月，两省就有超过七成的士绅田产，完成了清丈和置换。
国库的税银，像开了闸的水，哗哗往里流。
奉天殿上，那些最爱吵嚷的言官，现在都成了闷葫芦，见到太子殿下，比见到自己亲爹还恭敬。
所有人都感觉，大明的天已经变了。
一个崭新的，高效的帝国，正在太子朱见济的手中，以一种所有人都看不懂、却又不得不服从的方式运转起来。
可就在这片高歌猛进的氛围里，一封从浙江湖州府送来的八百里加急血色密信，直接浇在了朱见济的脸上。
……
三天前，夜里三更。
浙江，湖州府，安吉县衙。
一盏孤灯，照着一个年轻文官苍白的脸。
林墨，二十三岁。
京师大学堂格物科第一届毕业生，太子的门生。
殿试时，他写的一篇《论考成法之利弊与推行》，对新政的理解很深，被太子朱见济亲笔圈定为一甲。
同窗们都抢着想留在京师六部时，他却主动请求外放，来到这号称鱼米之乡，实际宗族势力关系复杂的湖州府。
他本想做太子殿下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为新政杀出一条路。
现在他才发觉，自己成了两头受气，里外不是人。
桌案上，摆着两摞文书，让他喘不过气。
左边一摞，是杭州新政推行司的公文。
三天一封催办令，五天一道申饬文，措辞一天比一天严厉。
“林知县，安吉一县，田亩清丈进度为何全府垫底？距考核截止不足一月，若再无进展，休怪本部依照考成法，上奏朝廷，予以降级处分！”
“林墨！你曾在太子殿下面前立下军令状！如今却怠政懒政，毫无作为！难道忘了殿下的知遇之恩吗！”
每一封信，都像一记耳光抽在他脸上。
而右边那摞，是安吉县内各大宗族、乡绅联名送来的请愿书。
《恳请林父母暂缓清丈，以安农事疏》。
《论风水于我县之重要性，再请父母官三思书》。
《万民陈情表》。
嘴上客气，话里藏刀，句句都是软钉子。
林墨揉着发痛的太阳穴，眼前一阵发黑。
“大人，您都一天没吃东西了，喝口参茶吧。”一个忠心的老仆端着茶盏，小心地劝道。
林墨摇摇头，露出一丝苦笑。
“张伯，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
老仆眼圈一红，“大人说的哪里话，您是状元之才，又爱护百姓。是这帮刁民不识好歹！”
林墨没再说话，只是望着窗外漆黑的夜。
上任第一天，他带着衙役和丈量队下乡，刚到村口，就被几百个拿着锄头铁锹的村民堵住了。
领头的，是当地大姓王氏宗族的族长，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老头不吵不闹，搬了张椅子坐在村口牌坊下，手里盘着两颗核桃。
“林大人，不是我们小民要跟朝廷作对。只是您丈量队的弟兄们，身上杀气太重，会惊扰了我王家埋在后山的祖宗。要是祖宗不安宁，降下灾祸，来年地里颗粒无收，耽误了朝廷的税赋，这罪过谁担待得起？”
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
林墨想和他们讲道理，讲新政的好处，但村民们只是沉默地围着，眼神麻木又充满敌意。
他想强行推进，族长就把脖子一横。
“要过去，可以，先从我这把老骨头上踩过去！”
他不敢。
大明律写着，不可轻辱乡老。何况真要硬闯，肯定会起冲突，一旦闹出人命，他的官也做到头了。
好不容易换了个村子，结果村里的秀才又带人拦路，拽着大明律法条，说什么“民田非经勘问不得擅入”，“祖坟之地受律法保护”，一条一款，辩得他这个一甲进士哑口无言。
他想找县里的同僚商量。
县丞是个在安吉干了三十年的老油条，当面胸脯拍得山响。
“大人放心！下官一定竭尽全力，辅佐大人，完成殿下交代的重任！”
可一转身，就找不着人了。不是说老娘病了，就是说儿子娶亲，总有借口。
整个县衙，就像一团浸了水的棉花，用再大的力，也砸不出半点声响。
这就是软抵抗。
上面施压，下面消耗，他被夹在中间。
想做的事，一件都做不成。
“咚咚咚。”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一名衙役推门进来，脸上满是惊恐。
“大人！杭州府……杭州府推行司的巡查御史，连夜到了！指名要见您，这是……这是他刚下的申饬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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