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月初。
京师连着下了几场大雪,天气冷得出奇。
军机处里,气氛却热火朝天。
各地捷报雪片般飞来。
赣南的战事刚平息,闽西郑氏的土楼就直接投降,连抵抗一下都不敢,族长自己绑了自己来请罪。
南直隶和浙江,以地入股的政策推行得异常顺利。钱伯涛的例子就在眼前,五万两银票带来的说服力,比京营的神威大炮还有用。
只用了一个月,两省就有超过七成的士绅田产,完成了清丈和置换。
国库的税银,像开了闸的水,哗哗往里流。
奉天殿上,那些最爱吵嚷的言官,现在都成了闷葫芦,见到太子殿下,比见到自己亲爹还恭敬。
所有人都感觉,大明的天已经变了。
一个崭新的,高效的帝国,正在太子朱见济的手中,以一种所有人都看不懂、却又不得不服从的方式运转起来。
可就在这片高歌猛进的氛围里,一封从浙江湖州府送来的八百里加急血色密信,直接浇在了朱见济的脸上。
……
三天前,夜里三更。
浙江,湖州府,安吉县衙。
一盏孤灯,照着一个年轻文官苍白的脸。
林墨,二十三岁。
京师大学堂格物科第一届毕业生,太子的门生。
殿试时,他写的一篇《论考成法之利弊与推行》,对新政的理解很深,被太子朱见济亲笔圈定为一甲。
同窗们都抢着想留在京师六部时,他却主动请求外放,来到这号称鱼米之乡,实际宗族势力关系复杂的湖州府。
他本想做太子殿下手里最锋利的一把刀,为新政杀出一条路。
现在他才发觉,自己成了两头受气,里外不是人。
桌案上,摆着两摞文书,让他喘不过气。
左边一摞,是杭州新政推行司的公文。
三天一封催办令,五天一道申饬文,措辞一天比一天严厉。
“林知县,安吉一县,田亩清丈进度为何全府垫底?距考核截止不足一月,若再无进展,休怪本部依照考成法,上奏朝廷,予以降级处分!”
“林墨!你曾在太子殿下面前立下军令状!如今却怠政懒政,毫无作为!难道忘了殿下的知遇之恩吗!”
每一封信,都像一记耳光抽在他脸上。
而右边那摞,是安吉县内各大宗族、乡绅联名送来的请愿书。
《恳请林父母暂缓清丈,以安农事疏》。
《论风水于我县之重要性,再请父母官三思书》。
《万民陈情表》。
嘴上客气,话里藏刀,句句都是软钉子。
林墨揉着发痛的太阳穴,眼前一阵发黑。
“大人,您都一天没吃东西了,喝口参茶吧。”一个忠心的老仆端着茶盏,小心地劝道。
林墨摇摇头,露出一丝苦笑。
“张伯,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
老仆眼圈一红,“大人说的哪里话,您是状元之才,又爱护百姓。是这帮刁民不识好歹!”
林墨没再说话,只是望着窗外漆黑的夜。
上任第一天,他带着衙役和丈量队下乡,刚到村口,就被几百个拿着锄头铁锹的村民堵住了。
领头的,是当地大姓王氏宗族的族长,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头。
老头不吵不闹,搬了张椅子坐在村口牌坊下,手里盘着两颗核桃。
“林大人,不是我们小民要跟朝廷作对。只是您丈量队的弟兄们,身上杀气太重,会惊扰了我王家埋在后山的祖宗。要是祖宗不安宁,降下灾祸,来年地里颗粒无收,耽误了朝廷的税赋,这罪过谁担待得起?”
这番话说得滴水不漏。
林墨想和他们讲道理,讲新政的好处,但村民们只是沉默地围着,眼神麻木又充满敌意。
他想强行推进,族长就把脖子一横。
“要过去,可以,先从我这把老骨头上踩过去!”
他不敢。
大明律写着,不可轻辱乡老。何况真要硬闯,肯定会起冲突,一旦闹出人命,他的官也做到头了。
好不容易换了个村子,结果村里的秀才又带人拦路,拽着大明律法条,说什么“民田非经勘问不得擅入”,“祖坟之地受律法保护”,一条一款,辩得他这个一甲进士哑口无言。
他想找县里的同僚商量。
县丞是个在安吉干了三十年的老油条,当面胸脯拍得山响。
“大人放心!下官一定竭尽全力,辅佐大人,完成殿下交代的重任!”
可一转身,就找不着人了。不是说老娘病了,就是说儿子娶亲,总有借口。
整个县衙,就像一团浸了水的棉花,用再大的力,也砸不出半点声响。
这就是软抵抗。
上面施压,下面消耗,他被夹在中间。
想做的事,一件都做不成。
“咚咚咚。”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一名衙役推门进来,脸上满是惊恐。
“大人!杭州府……杭州府推行司的巡查御史,连夜到了!指名要见您,这是……这是他刚下的申饬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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