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听完，脸色变得严肃起来，她接过那个还冒着热气的油纸包——里面是两个金黄酥脆的芝麻烧饼——郑重地点了点头。
下课后，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把热乎乎的烧饼塞进我手里：“快吃吧，你妈妈刚送来的，怕你中午没吃饱。”然后她轻轻叹了口气，“你妈妈都跟我说了。别怕，好好学习，老师知道了。”
又过了几天，父亲居然来学校了。大概是厂里或家里谁跟他说了什么。他穿着那件最好的中山装，试图维持一点体面，但眉宇间的不耐和局促藏不住。老师把他请进了办公室。我趴在门缝边，心脏怦怦直跳。
里面传来老师刻意压低了但依旧清晰严厉的声音：“…张师傅！不是我说你！孩子才多大？你怎么能这样？起晚了就不管了？还拿鞋扔孩子！让孩子一个人哭着走那么远的路上学？下雨天也没人送！她妈妈上夜班多辛苦你不知道吗？你是怎么当父亲的？！…”
父亲一开始似乎嘟囔着辩解了两句，但很快就被老师连珠炮似的批评堵了回去。我听见他含糊的应承声，最后，办公室门猛地拉开，父亲铁青着脸走出来，看见我，眼神复杂地闪烁了一下，有羞恼，也有一种被戳破的狼狈。他什么都没说，一把拉起我的胳膊，几乎是拖着我快步离开了学校。
这件事之后，奶奶韩玉兰终于看不下去了。她亲自来到我们家那间小屋，和母亲进行了一场低声而激烈的谈话。
“景啊，不是我说，建生这样下去不行！孩子也跟着遭罪！”奶奶的声音带着罕见的焦虑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愧疚，“让妞跟我过去住段日子吧！我那好歹离学校近点，我也能给她口热乎饭吃，盯着她写作业。”
母亲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沉默了许久。她看看我，又看看这间逼仄的小屋，最终艰难地点了点头，眼泪无声地滑落。“…娘，那就…麻烦您了。”
就这样，我搬去了奶奶家。奶奶似乎把对父亲的不满和失望，全部转化成了对我一种略带补偿性的、略显笨拙的疼爱。她每天早早起床，把我收拾得干干净净，给我扎上最漂亮的头绳，穿上她翻箱倒柜找出的、最好看的花布衫，虽然款式老旧，但浆洗得清爽挺括。
“咱妞就得漂漂亮亮的！不能让人看低了！”她一边给我梳头，一边念叨，语气里带着一股要强的劲头。
一开始，我是喜欢这种生活的。奶奶虽然脾气依旧急躁，但把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我每天都能吃到热饭，衣服总是干净的。然而，好景不长。父亲赌博的恶习丝毫没有改变，他甚至开始把牌友带到奶奶家来。于是，那间本就不算宽敞的屋子，也变成了新的牌局战场。
烟雾缭绕，麻将牌噼里啪啦的碰撞声、男人们粗嘎的叫喊声和奶奶偶尔不满的嘟囔声充斥 着屋里每个角落压抑的气氛。我的那张小书桌，被挤到了角落里，紧挨着那台老式洗衣机。它工作时发出的隆隆巨响和剧烈震动，仿佛是我内心焦躁不安的外化。我只能在那一尺见方的、不断震颤的金属盖板上，趴着写作业。注意力像受惊的麻雀，刚落下就被惊飞。字迹在震动下歪歪扭扭，如同我那时的心情。那冰冷的、震动的金属表面，那震耳欲聋的喧嚣，像一堵厚厚的、无形的墙，将我彻底隔绝在知识的净土之外。注意力根本无法集中，字写得歪歪扭扭，如同我此时的心情。
后来，我就不写作业了。
于是，我从一个偶尔不交作业的学生，变成了老师眼里彻底的“问题学生”。她看我的眼神从无奈变成了厌弃，不再提问我，甚至懒得批评我。那种无视，比责骂更让人难受。
结果可想而知。老师请家长，奶奶硬着头皮去了一次学校。面对老师质疑的目光和不留情面的批评，她那张素来强势的脸涨得通红，回来后和父亲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张建生！你能不能给我长点脸！我的老脸都让你丢尽了！”奶奶的声音尖利，带着哭腔，“你就不能找个没人的地方耍？非得让孩子跟着丢人现眼吗？！”
父亲梗着脖子，一脸的不耐与麻木：“输赢凭本事！咋就丢人了？你少管！”
“我少管？我是你娘！我不管谁管？！你看看妞的成绩都成啥样了！”
“成绩好有啥用？能当饭吃？”父亲嗤笑一声，浑浊的眼睛里满是虚无和逃避。
争吵最终总以奶奶的败退和更深的沉默告终。而我，则从老师眼里一个偶尔不交作业的学生，彻底变成了无可救药的“问题学生”。她看我的眼神从无奈变成了彻底的厌弃，不再提问我，甚至懒得批评。那种冰冷的无视，比责骂更让人难受。我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感觉自己像一件被遗忘的、蒙尘的旧家具，与周围埋头苦读的同学隔着一层无形的、可悲的厚壁障。
然而，生活并非全是灰暗。在某些特别的、充满市井魔力的时刻，我能短暂地逃离我才能短暂地逃离这种令人窒息的氛围。记得有几年，街上突然兴起了“刮奖”的热潮。体育场、广场上，时常支起巨大的红色充气拱门，高音喇叭循环播放着激动人心的音乐和煽动性的话语：“两块钱，搏一个未来！”“自行车，大彩电，洗衣机，把大奖抱回家！”那声音混合着人情的嗡嗡声，形成一种奇特的、充满诱惑的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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