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皇帝（庙号“宣”，为扶苏之孙）在位的三十七年中，帝国迎来了自统一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宣帝自幼受祖父扶苏教诲，对曾祖父始皇帝的雄略、祖父的仁厚、父亲的得失皆了然于胸，尤其对曾祖父时代那位传奇丞相李斯的治国理念深有研究。他常对近臣感慨：“朕每读《谏逐客书》《行督责书》及晚年《定科举疏》《陈时务疏》，未尝不掩卷长思。李公虽逝，其法犹存，其理犹明。”
一、吏治革新与科举鼎盛
宣帝登基第三年，即下诏全面修订科举制度。他特命将李斯关于“考试当以实务为先，防舞弊如防川”的奏疏刻石立于国子监前，并亲题“唯才是举”四字。
“朕闻李公曾言：‘科举之要在乎通道，非徒在塞门。’”宣帝在朝会上对百官道，“今增设‘实务策问’，凡考经义者，需兼答农桑、水利、刑狱、算术诸题。中第者，先任县丞、主簿，观其治事之能，三年考绩优异者方可擢升。”
制度革新之下，寒门才俊如雨后春笋。河东寒士张禹，以“治河十策”获甲等，三年后主持治理黄河支流，使五县免受水患；蜀中女子王清（女子参考为特例，需经郡守举荐），以“纺织机改良法”受工部征召，后督造的新型织机效率倍增。宣帝一朝，科举出身的官员占朝堂七成，其中寒门占半数以上。
与此同时，律法改革持续推进。宣帝命廷尉参照李斯晚年“律令当简明如镜”的主张，将秦律中三百余条繁复律文合并简化，编成《宣政律》一百八十条，并规定“律文解释权归廷尉，地方不得擅释”，有效防止了官吏曲法。
二、经济繁荣与民生富足
宣帝五年春，关中大旱。皇帝亲赴郑国渠旧址祭祀，并宣布“免关中三年田赋，寡人减膳撤乐”。这并非临时举措，而是系统政策的一部分：
农业方面，朝廷设“劝农使”分巡各郡，推广代田法、区种法。宣帝七年，太仓令赵过改进耦犁，朝廷即刻命少府监制万具，半价售与农户。至宣帝十五年，全国垦田数较即位初年增三成，关中平原“亩产三石”成常事。
水利工程规模空前。宣帝采纳李斯“治水如治国，疏导为本”的理念，不搞劳民伤财的巨型工程，而是命各郡县“因地制宜，修塘筑坝”。十年间，全国整修旧渠三千余里，新开灌溉渠八百余里，荆州、扬州等地自此“水乡无旱患”。
商业网络的畅通尤为显着。朝廷将李斯规划的驰道体系进一步完善，形成“三纵四横”的全国干道网，并规定“官道十里一驿，商旅三十里一客舍”。丝绸之路在宣帝时期达到鼎盛，长安西市“胡商云集，珍异满街”，朝廷年收市舶税达千万钱。
宣帝二十一年，大司农奏报：“太仓、甘泉仓皆满，粟黍溢于外，请增建仓廪。”皇帝笑曰：“仓廪实当知礼节。可命各郡以余粮设‘常平仓’，丰年收储，荒年平价售出。”
三、文教昌明与思想交融
宣帝在文化政策上采取“尊儒而不独尊，纳百家之长”的方针。他在长安设立“明理院”，延聘儒家、法家、道家乃至农家、兵家学者讲学论道，自己每月必亲临听讲一次。
“诸卿可知李公晚年编《寰宇志》之意？”宣帝在一次讲学中问众学者，“朕以为，非仅为记地理，实欲明天下之理。今命诸卿共修《宣政大典》，当继此志。”
《宣政大典》编纂历时十二年，收录经史子集三千余卷，其中特设“科技”一部，收录农书、医经、算术、天文图谱。李斯的《寰宇志》被奉为地理总纲，由四十余名学者增补修订，新增西域、南海诸国志百余卷，并绘有当时最精确的《皇舆全览图》。
科技方面成就斐然：太史令张衡（此为虚构人物，非东汉张衡）改良浑天仪，可演示五星运行；太医令淳于意整理《黄帝内经》，确立辨证论治体系；更有民间匠人发明水力鼓风机，使冶铁效率倍增。
四、边疆安定与四夷来朝
宣帝的边疆策略深得李斯“固本怀远”思想的精髓。他即位初年，北方匈奴内乱，有将领请出兵漠北，皇帝却道：“李公曾谏始皇：‘伐国易，安民难。’今当屯田固边，以逸待劳。”
于是帝国在北疆推行大规模军屯，并设“互市监”与各族贸易。宣帝十年，匈奴五部单于争立，其中呼韩邪部南下降汉，宣帝不仅接纳，更赐其部众于河套地区游牧，自此“边城晏闭，牛马遍野”。
西域方面，宣帝重置西域都护府，但不行直接管辖，而是“护丝绸之路，调诸国纠纷”。楼兰、龟兹、大宛等三十六国“遣子入侍，岁贡不绝”。南海商路亦空前繁荣，交趾郡（今越南北部）成为南方大港，岁有罗马、天竺商船泊岸。
五、盛世景象与社会风貌
史官在《宣帝本纪》中如此描述盛世景象：
“是时也，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守闾阎者食梁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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