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时常书信问安”，温情脉脉地维系着君臣之间那份超越身份的私人情谊；而“遇大事仍遣使询”，则是这种深厚情谊在帝国面临重大抉择的特殊时刻，一种更为深刻和正式的延伸与升华。这更是年轻皇帝对李斯历经数十年风浪所淬炼出的、超凡卓绝的政治智慧与战略眼光的一种至高无上的肯定和信赖。这里所指的“大事”，绝非寻常的政务处理或人事任免，而是那些真正关乎国本、触及帝国制度根基、或将引发深远历史影响的重大战略决策。当皇帝在纷繁复杂的局势面前感到难以决断、或需要在重大方向上进行抉择时，会破例打破李斯“远离朝堂”的宁静，派遣特使，快马加鞭，前往这片偏远的乡野，郑重其事地征询这位老丞相的意见。
这种“遣使询”的情况极为罕见，可能一年也未必发生一次，但每一次的出现都非同小可，意味着帝国正处在某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前来的使者，身份地位远非寻常信使可比，往往是皇帝身边极其信任、位列中枢的重臣，如九卿之一，或是皇帝的近侍顾问，有时甚至可能是丞相的副手（但为避嫌，李斯的儿子李由反而极少被委以此任，以免掺杂私人情感）。他们的到来，气氛也与平日送问候信时那种温和亲切截然不同，显得格外庄重、严肃，甚至带着一丝紧迫感。
使者抵达后，会首先极为恭敬地向李斯转达皇帝的深切问候与挂念，随后便会屏退所有随从和闲杂人等，与李斯单独进入那间简陋却收拾得异常整洁的书房（茅屋）进行密谈。他们会详细地、毫无保留地向李斯陈述那件“大事”的完整来龙去脉、朝堂之上不同派系激烈争论的焦点、各方势力盘根错节的利益诉求与态度，以及皇帝本人在权衡各方时所面临的核心疑虑与艰难抉择。这些事情，可能涉及对某项沿袭数代但已明显弊大于利、阻碍社会发展的旧律是否需要进行彻底修订的立法难题；可能关乎对北方强大的匈奴是采取大规模远征、一劳永逸解决边患，还是转而巩固防御体系、加强互市往来进行经济文化渗透的战略性抉择；可能是在遭遇罕见特大天灾（如大范围洪涝、持续干旱）后，关于如何高效赈灾、稳定民心，以及是否因此调整某些赋税或劳役政策的深层讨论；甚至可能是关于皇子教育方向、储君培养的根本方针，这类关乎帝国未来命运的重大思考。
李斯在聆听这些关乎国运的陈述时，神情专注而沉静，如同一位经验极其丰富、处变不惊的老练医师，正在凝神静气地倾听病患详细描述复杂的症状。他不会轻易打断使者的叙述，也不会急于发表任何看法或建议，只是偶尔会抬起眼，提出一两个极其关键、直指核心的问题，以澄清某些模糊不清的细节或验证自己的某些初步推断。他的大脑在使者平静的叙述下飞速运转，那数十年宦海沉浮所积累的庞大政治经验、对帝国庞大官僚体系与律法制度的深刻理解、对人性幽微与利益博弈的精准洞察，如同沉睡的火山，此刻被这关乎国运的议题悄然激活。然而，这种激活是纯粹理性、高度克制的，不掺杂任何个人的权力欲望、派系立场或过往恩怨，他仿佛一个超然物外的智者，纯粹以帝国的长远利益为唯一考量。
听完使者的详细陈述，李斯往往不会立即给出答案或结论。他会温和而坚定地要求一些时间进行独自思考。使者便会恭敬地退下，在村中临时安排的客舍或驿亭中安心等候，绝不催促。接下来的时间，李斯或是在院落中背负双手，独自缓缓踱步，目光深邃地望着远山；或是坐在溪流边的青石上，听着潺潺水声陷入长时间的沉思；或是回到书房，翻阅与之相关的某些典籍记载，从历史中寻找借鉴。他思考的出发点，完全站在帝国长治久安和皇帝统治根基稳固的宏观立场上，竭力摒弃一切个人好恶、学派偏见和过往的政治恩怨。他会全面权衡各种可行方案的利弊得失，精准预测每一项选择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与长远影响，深思如何在原则性的坚持与策略性的灵活之间，找到那个最精妙、最稳妥的平衡点。
当思考成熟，胸有成竹之后，他会再次郑重地召见使者，给出他深思熟虑后的“咨询意见”。他的陈述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极其严密，往往能从历史经验教训、现实国情利弊、制度执行可行性、人心向背等多个维度，对问题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深刻剖析。他绝不会给出一个唯一的、具体的、带有强制性的答案（那将有干政和越权之嫌），而是侧重于高屋建瓴地分析各种选择可能导致的不同后果，精辟地指出实施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关键环节与潜在风险，睿智地提醒皇帝可能遇到的各种阻力及其根源，并委婉地提出一些如何规避或化解这些风险的建设性思路。他的建议，更像是一份凝聚了毕生智慧的战略评估与风险分析报告，为皇帝最终做出明智决策提供至关重要的、极具价值的参考，但最终的决定权，他会在言辞中无比明确地、反复地强调，完全且永远在于皇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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