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有一次,朝廷就是否要调整沿用自商鞅变法以来的某些过于严苛、牵连广泛的连坐法条款,引发了轩然大波般的激烈争论。保守派认为这是动摇国本、违背祖制,激进派则认为法条过于严酷已不利于社会安定与生产力发展。皇帝深感棘手,难以决断,遂遣心腹重臣来询。李斯在仔细听取双方观点和具体案例后,经过长时间的独处深思,对使者沉稳地说道:“法者,国之权衡,社稷之重器也。过刚则易折,过柔则易废。连坐之法,初立时旨在强化管控,震慑奸邪,于列国纷争、弱肉强食之乱世,行重典以聚民力,确有其必要性,乃至功不可没。然今天下已定,承平日久,百姓历经战乱,思安思定,若刑罚始终过峻,恐伤天地和气,反使民心滋生怨望,非长久之道。老臣愚见,或可考量,于某些非谋逆叛国等十恶不赦之重罪的寻常案件中,审慎地、逐步地缩小连坐范围,或酌情减轻连坐者之刑罚,以示朝廷仁恕之心,播撒皇恩浩荡,如此或可收拢人心,亦未必会损及法令之根本威严。然此毕竟关乎祖宗成法,变动牵一发而动全身,须慎之又慎,陛下宜广纳众议,充分权衡利弊,更需选择恰当时机,徐徐图之,万万不可操之过急,骤然而变。” 他既指出了时代变迁下调整的必要性和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也清晰地强调了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和需要遵循的渐进原则,为皇帝提供了一个极具深度和操作性的思考框架,而非一个简单的“是”或“否”的答案。
每一次“遣使询”之后,无论所议之事多么重大,李斯都会很快地将自己的思绪从庙堂之高彻底抽离,重新拉回到他的田园生活与天伦之乐中,仿佛刚才那场关乎帝国命运的密室谈话从未发生过。他绝不会通过任何渠道去打探皇帝最终如何决策,更不会对政策的后续推行和发展表现出丝毫的兴趣或担忧。他深知,自己的角色仅限于皇帝临时征询的“顾问”,使命完成后便必须退场,绝不能有任何越界之举,这是他对自身定位的清醒认知,也是对皇帝绝对权威的尊重。而皇帝在收到他充满真知灼见的回复后,往往如拨云见日,茅塞顿开,对全局的把握更加清晰,最终的决策也更加心中有底,充满信心。这些来自远方乡野的、极其宝贵的智慧咨询,多次在关键时刻帮助皇帝做出了更为明智、稳妥的战略抉择,有效地避免了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或动荡。
“遇大事仍遣使询”,这既是皇帝对李斯超凡政治智慧的无比信赖和极致利用,也是李斯在彻底退出权力核心后,以其独特而超然的方式,继续为这个他奉献了一生的帝国发挥最后、也是最关键余热的方式。这种方式,既完美地保全了他急流勇退、不恋权位的初衷与名节,又深刻地体现了他作为老臣的终极忠诚与不可替代的价值。它如同一座无形的、却极其坚固的桥梁,悄然连接着庙堂之高与江湖之远,默默传递着经验、智慧与清醒的判断,成为了确保帝国这艘巨轮在充满未知与风浪的历史航道中能够平稳前行的一道特殊而可靠的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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