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荏苒，如白驹过隙。自李斯力排众议、颁行《大秦蒙养》、全力推进“文化统一”工程以来，转眼已是十年过去。这十年间，帝国表面上波澜不惊，北境安宁，内政修明，但一场发生在人们头脑深处的、静悄悄的革命，却在持之以恒地进行着。十年辛苦不寻常，当年播下的思想种子，终于开始在帝国的肌体上，显现出初步却令人振奋的成效。
这种成效，首先体现在官学体系的巩固与扩张上。十年间，在李斯的强力推动和持续资源倾斜下，郡县官学的数量和质量都有了显着提升。几乎每一个稍具规模的县城，都建立了规制齐整的官立学校，青砖黛瓦的学舍取代了昔日的草堂陋室。这些学府不仅吸纳了当地相当一部分的适龄童蒙入学，其校舍规模、廪食供给乃至祭器仪仗，皆按朝廷颁定的统一制式营造，成为地方上彰显大秦文教气象的显着标识。官学教师经过多轮严格的培训和筛选，队伍愈发“纯正”，不仅熟稔经义，更能准确传达《大秦蒙养》中“尊君”、“崇法”、“尚功”的核心精神。更为关键的是，一条由官学而入仕途的通道已被初步凿通：官学毕业的学子，在出任乡啬夫、狱掾、令史等基层小吏时，确实享有了一定的优先权。这一现实利益，如同无声的号令，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殷实之家，甚至部分观望中的中小地主，将子弟送入官学，一个“入学-修业-出仕”的初步良性循环已然成形。
其次，是《大秦蒙养》本身深入人心。这套由李斯亲自主持编订、历经十年使用与细微修订的教材，其权威性已在帝国疆域内牢牢确立。它不仅是在所有官学中必须朝夕诵习的必修课本，其影响力更如润物细雨，渗透至许多民间私塾，乃至一些稍有条件的家庭中，亦将其奉为启蒙教育的不二范本。那些精心编纂、朗朗上口的韵文，如“天地玄黄，秦统八荒”、“法令既明，善恶自分”、“黔首耕战，士吏奉公”等，在关陇、三晋、中原许多地区，已成为识字孩童开口即诵、浸入骨髓的声律。教材中那些经过巧妙设计的历史故事和道德训诫，虽则简洁，却有效地在蒙童稚嫩的心田中，构建起一个以“大秦”为天下中心、以“忠君守法”为人间至理的认知框架。尤为李斯所乐见的是，十年前，许多关东地区的孩童或许还曾从父祖辈酒后的唏嘘慨叹中，听闻过关于“齐王宽厚”、“楚地雄风”的零星记忆；而如今，在官学教育覆盖较好的区域，新一代的孩童对“六国”的概念已然变得十分模糊和遥远，仿佛只是志怪杂录中的古老名号。“天下皆秦土，万民皆秦人”的观念，正如一层底色，悄然铺陈在他们对世界最初的想象里。
再者，是社会风气潜移默化的转变。十年持续不断的宣教灌输，如同滴水穿石，开始对整个帝国的文化氛围产生微妙却可见的影响。在市井街巷、驿亭客舍等公共场所，公开非议朝政、感怀故国的言论已大为收敛，虽不敢说绝迹，但至少声势已衰。尽管私室之内、至交之间的不满与议论依然存在，然在公开层面，认同统一、维护稳定的声音已俨然成为主流。一些原本对秦法秦政抱有疑虑乃至抵触情绪的地方士绅，审时度势之下，也开始有意识地将子弟送往官学，或延请熟谙《大秦蒙养》的塾师，按照新的模式进行家庭教育，以期子弟能适应这不可逆转的新局。与此同时，法律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强化。无论是乡间三老调解民间纠纷，还是郡县官吏断案决狱，“依秦律如何”成为了更常被引用的权威依据，地方性的习惯、豪强的威望，在成文的律法条文面前，其分量正悄然减轻。
李斯通过遍布帝国的御史系统和郡县上报的计簿，密切关注着这些点点滴滴的变化。他案头堆积的简牍中，不乏一些令他倍感欣慰的具体案例：有来自陇西的报告，称一名寒门学子在郡中秋试中，因一篇论述郡县制如何“绝割据之患、通天下之力”的策论而备受赏识，脱颖而出；有来自东海之滨的文书，记述一名年轻的啬夫，因严格依照秦律条文，公正处理了一桩纠缠多年的田产纠纷，竟使诉讼双方心服口服，被誉为“清吏”；甚至在南郡的偏远乡里，发生了稚龄幼童因熟背《大秦蒙养》中歌颂统一的篇章，而当场纠正其祖父酒酣耳热时对旧楚流露出一丝模糊怀念的“趣事”……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迹象，从帝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丞相府，如同涓涓细流，让李斯真切地感受到，他十年的夙夜匪懈、辛苦经营，并未空付。那股曾经在朝堂之上依托分封旧论、公然挑战郡县制的“复古”思潮，虽然在部分遗老士大夫的圈层中仍有市场，但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根基，尤其是在正被官学塑造的年轻一代心中，正在被一点点地蚕食和削弱。他成功地构建起一套自上而下、相对有效的官方宣传和教育网络，并终于开始收获符合他预期的初步“成果”——一批在思想根源上，更倾向于认同当前帝国中央集权体制的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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