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同治九年（1870年）秋，曾国藩从天津那片令他身败名裂的泥沼中挣扎出来，带着一身病痛和满心创痕，回到了南京。两江总督的衙署依旧威严，长江的涛声也一如往昔，但坐在书房里的老人，却已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湘军统帅了。
天津教案的打击是毁灭性的。那“举国欲杀”的骂声，像冰冷的针，深深扎进了他信奉一生的“忠君爱国”、“清誉自重”的理念核心。他变得沉默寡言，时常独自在书房久坐，望着窗外发呆。严重的眼疾（白内障）让他阅读写字变得极其困难，必须由幕僚或儿子代读代写；肝病和眩晕症频繁发作，常常让他疼痛难忍，夜不能寐。他给朋友的信中写道：“目疾日深，万难挽回。肝肾之病，亦未轻减。此身如枯木寒岩，了无生趣。” 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深入骨髓的疲惫与灰心。
然而，曾国藩毕竟是曾国藩。哪怕身心俱疲，哪怕万念俱灰，他骨子里那份 “尽本分” 的儒家信条，依然支撑着他处理日常政务。他无法细致批阅公文，就听幕僚诵读，口述批复要点；接见属官时，他强打精神，但思维依旧清晰，对两江的吏治、漕运、盐政等要务，仍能抓住关键。只是，那份曾让属下敬畏的锐利与果决，已悄然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阅尽沧桑后的淡然，有时甚至是听之任之的漠然。
他将更多的精力，投向了家族与后辈。这是他一生事业的起点，也是他最后的精神寄托。
长子曾纪泽已过而立之年，在外交和西学上展现出过人天赋。曾国藩在病榻上，仍不忘教导他为官做人之道。一次，他握着曾纪泽的手说：“吾生平涉猎百家，然立身行事，不外‘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字。尔其勉之。” 这八字，是他一生经验的凝结。他尤其强调“浑”字，即含蓄、包容，不露锋芒，这或许是他对自己过往过于刚直、以至在天津受挫的反思。
他对几个弟弟和子侄的教育也极为上心。亲自修订《曾氏家训》，将祖父、父亲的教诲与自己的人生体悟融汇其中，反复强调“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八字诀（读书、种菜、养鱼、养猪、早起、扫屋、祭祀祖先、善待亲邻），这是他认为的“治家之本”。他要求子弟远离奢华，勤勉务实，保持耕读传家的本色。他常说：“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
生命的最后两年，也是他对自己一生进行系统回顾与反思的时期。他常常翻阅自己从京官时代起就坚持写下的日记，那些密密麻麻的自省文字，记录着他如何与自身的缺点（怠惰、浮躁、好名、易怒）搏斗。如今再看，感慨万千。他对幕僚赵烈文说：“吾平生志在救世，然实由勉强而行。本性并非如此。惟以‘勤’、‘恒’二字自励，或稍有成。然天津一事，证明人力有时而穷，天意渺茫难知。”
他似乎对一生的功业产生了某种虚无感。一次，他与赵烈文夜谈，论及天下大势。赵烈文直言：“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德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意思是，大清恐怕撑不过五十年了。
若是十年前的曾国藩，必会厉声驳斥。但此刻，他只是沉默良久，然后喟然长叹：“吾日夜望死，忧见宗佑之陨。君言殆是。” 他竟认同了这悲观的预言，并为自己可能活着看到王朝崩溃而感到痛苦。这种深深的忧患与无力，是天津教案后对他信仰世界的最后一击。
他继续读书，但不再是为了经世致用，更多是心灵的慰藉。重读《周易》、《庄子》，寻求解脱之道；也读一些翻译过来的西学书籍，眼神中有时会流露出复杂难言的神色——那里面有好奇，有遗憾，或许也有一丝对自己所开启的事业未来走向的迷茫。
同治十年（1871年）冬，他的身体更加衰弱。两江的冬日阴冷潮湿，加剧了他的病痛。他预感到时日无多，开始从容安排后事。他写信给弟弟们，叮嘱他们和睦共济，教育好子侄，守好家业。他交代曾纪泽，自己死后丧事从简，不可铺张，不要滥收奠仪。他甚至对墓地的选择、碑文的内容，都有了简单的交代，平静得仿佛在谈论别人的事情。
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春节刚过，南京城还残留着节庆的气息。曾国藩的精神似乎好了一些，他强撑病体，照例接见了属官，处理了几件紧要公务。他还饶有兴致地审阅了江南制造局送来的最新报告，以及关于第一批留美幼童选拔情况的文件。看着这些“自强”事业的幼苗，他枯槁的脸上，或许曾掠过一丝微弱的光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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