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回到了金陵两江总督衙门。剿捻失败的阴霾尚未完全散去，但他没有时间沉湎于失落。长江上外国轮船的汽笛声，城外隐约传来的机器轰鸣，都在提醒他：世道变了，敌人变了。
坐在书房里，他抚摸着那些来自安庆、来自天京战场的老旧刀枪，又拿起幕僚呈上的一份关于上海洋炮局近况的禀帖，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与太平军血战的经历，尤其是见识了“洋枪队”（常胜军）和太平军部分装备的西洋火器之威力，让他刻骨铭心地认识到一个残酷现实：光靠忠勇之心和传统刀矛，已不足以卫道保国。 洋人船坚炮利，不仅是海上之患，更已深入内河，成为必须直面的威胁。
“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这句话，在他心中回响。过去，这只是一个书本上的主张；如今，这是生死存亡的必由之路。这位以扞卫“名教”起家的理学名臣，开始以惊人的务实和魄力，推动一场旨在“自强”的变革。他成了洋务运动最早的、也是最有力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之一。
他的第一步，是从最迫切的军事工业入手。
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攻克安庆后，他就在城内设立 “安庆内军械所” 。这被公认为中国近代第一家官办的军事工厂。它的创办，极具曾国藩特色：没有大张旗鼓，没有洋人指导，全凭一群中国工匠和学者摸索。他招募了两位奇才：徐寿（精于技艺）和华蘅芳（精于算学）。没有图纸，他们就找来一艘外国小轮船，反复拆卸研究；没有设备，就用土法锻造。
同治元年（1862年），在曾国藩的亲自过问和支持下，徐寿、华蘅芳等人竟然真的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接着，以此为基础，他们又造出了中国第一艘木壳小火轮“黄鹄号”。虽然这艘船“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它象征意义巨大——中国人自己也能造出“火轮船”了！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航，兴奋地为之命名，并立刻上奏朝廷报喜。这初步的成功，给了他巨大信心。
安庆内军械所规模小，技术原始，但它是星星之火。曾国藩意识到，要真正“师夷长技”，必须更大规模地引进技术和设备。于是，在他的策划和推动下，同治四年（1865年），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在上海虹口成立。这是与剿捻几乎同步进行的大事。他委托李鸿章具体操办，但顶层设计和朝廷疏通，多赖其力。江南制造局从美国购买机器，聘请洋匠，一开始就能制造枪炮、弹药，后来发展为能修造轮船的大型综合企业，成为洋务派最重要的工业基地。
曾国藩对制造局寄予厚望，他定下方针：“始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亦因经费支绌，难兴船工。俟枪炮铸造有成，即当营造火轮，以资巡防。” 他不仅关心产品，更关注人才的培养。在制造局内附设了翻译馆和工艺学堂，前者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后者培养中国自己的技术工人。
他的眼光，并未局限于造枪造炮。
在与洋人打交道和办理军工的过程中，曾国藩深感不通外情、不明西学是最大障碍。他大力支持翻译西书。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在他的支持下，成为清末最重要的西学翻译中心，出版了大量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着作。他明白，只有了解对方的思想和知识体系，才能更好地学习。
他甚至比许多同代人走得更远。同治九年（1870年），在处理天津教案的焦头烂额之际，他仍然与容闳（中国第一位留美毕业生）等人筹划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派遣幼童赴美留学。
容闳向他提出了“留学教育计划”，选派聪颖幼童，送往美国学习军政、船政、制造等科。曾国藩与李鸿章联名上奏，详细阐述了派遣留学生的必要性和长远意义：“拟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 他们计划每年派30人，四年共120人，学习十五年。
奏折中，曾国藩写下了极具远见的话：“窃谓自斌椿及志刚、孙家谷两次奉命游历各国，于海外情形亦已窥其要领。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造船、制器等事，无一不与用兵相表里……彼西人擅长者，中国既能谙悉，然后可以徐图自强。” 他已经将学习西方，上升到国家长远自强的战略高度。
这个计划最终获得朝廷批准。同治十一年（1872年）夏，第一批30名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中国幼童，在上海登船远赴美国。虽然曾国藩未能亲眼看到他们启航（他于同年二月逝世），但这一开创性的举措，打破了千年的教育封闭，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如詹天佑、唐绍仪等），其影响至为深远。
推动这些事业，曾国藩并非一帆风顺。朝中保守派攻击他“以夷变夏”、“靡费国帑”；地方守旧士绅讥讽制造局“奇技淫巧”。但他顶住了压力。他对反对者说：“购置外国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 他试图用“救时”的实用主义，来调和学习西方与扞卫传统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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