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现场
出了玉门关，天地骤然改换了颜色。无垠的戈壁滩延伸到天际，枯黄的骆驼刺在风中瑟瑟发抖，远处的天山山脉戴着永恒的雪冠，沉默地俯瞰着这片苍茫大地。旅途愈发艰难，风沙如刀，日夜不停地刮着，马车在颠簸的驿道上缓慢前行，仿佛永远也走不到尽头。
经过近一年的长途跋涉，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冬，林则徐终于抵达了流放地——伊犁惠远城。此时的他已经疲惫不堪，病痛缠身，形容枯槁。惠远城虽是伊犁将军驻地，但相较于中原的繁华，这里依然显得荒凉而闭塞。低矮的土坯房，稀落的行人，空气中弥漫着牛羊膻味与柴火烟尘混合的气息。
按照规矩，他向伊犁将军布彦泰报到。布彦泰是满族亲贵，但对林则徐这位名满天下的“罪臣”并无轻视怠慢之意，反而给予了相当的礼遇，安排他住在相对舒适的寓所，并未以普通戍卒对待。这雪中送炭的尊重，让林则徐在边塞的寒风中，感受到了一丝暖意。
然而，环境的艰苦是实实在在的。伊犁地处西北边陲，气候寒冷，物资匮乏。更严峻的是，由于水利失修，管理不善，这片原本水草丰美的土地，许多地方竟呈现荒芜之态。驻防官兵与当地百姓的生计艰难，朝廷每年都需要从内地调运大量粮饷，负担沉重。
换做旁人，或许就在这谪居的哀怨中消沉度日了。但林则徐没有。他安顿下来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闭门哀叹，而是向布彦泰请求：“林某戴罪之身，蒙将军厚待，无以为报。愿效绵薄之力，勘察此地山水地理，或于屯垦边防，略有裨益。”
布彦泰早就听闻林则徐在江南治水的能名，见他虽身处逆境却依然心系实务，心中大为敬佩，当即允准，并派给他两名熟悉地形的佐领随行。
于是，人们常常看到，一位清瘦的老者，不顾病体，骑着马，或乘坐一辆简陋的马车，奔波在伊犁河谷的荒野之上。他不再是那个身着仙鹤补子的一品大员，而像一个老农，一个勘测员。他亲自用脚步丈量土地，访问当地的维吾尔族（当时称“回部”）老农，询问水源分布、土壤性质和种植习惯。
他发现，伊犁地区并非缺水，而是水资源分布不均，且缺乏有效的引水工程。天山雪水融化后，恣意横流，既浪费了宝贵的水源，又在低洼处形成沼泽，导致土地盐碱化。而地势较高的田地，又因无水灌溉而撂荒。
“此地之弊，不在无水，而在无水利。”林则徐对布彦泰分析道，“若能兴修沟渠，导水溉田，则莽莽荒原，皆可化为沃野。”
他拿出了当年在江南督办河工的劲头，全身心地投入到伊犁的水利勘察与规划中。他绘制详细的水道图，标记出可以开渠引水的地点，计算土方工程量。他向布彦泰提出了一个宏大的计划：在伊犁河北岸，开挖一条长达百余里的大型水渠，引伊犁河水灌溉阿齐乌苏一带的大片荒地。
这个计划规模浩大，所需人力物力甚巨。布彦泰有些犹豫。朝廷对于他们这些“罪臣”的建言，是否会采纳？经费又从何而来？
林则徐看出了他的顾虑，提出了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将军可奏请朝廷，言明此举乃为‘捐办’。林某愿捐出自身积蓄，以为倡率，并动员当地官员、绅商、百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以‘捐资’和‘捐工’的形式，共同完成此渠。”
布彦泰被他的热忱和无私打动，毅然上奏。或许是因为林则徐的计划确实切中要害，且不需朝廷额外拨款，道光皇帝竟批准了。
工程开始了。林则徐虽无具体官职，却成了实际上的“总工程师”。他每天都到工地上，顶着塞外强烈的日头或是凛冽的寒风，亲自指挥。他借鉴内地经验，并结合本地实际，对渠道的走向、坡度、闸口的设置都做了精细的设计。
他尤其注重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关系。工程雇佣了大量维吾尔族民工，他要求汉回工匠同工同酬，公平对待。他尊重他们的习俗，有时甚至穿着他们的服装，与他们一起坐在田埂上，用手势和简单的词汇交流，了解他们关于利用“坎儿井”（一种古老的地下引水工程）的经验。
他的平易近人和务实作风，赢得了当地各族民众的尊敬和爱戴。人们不再把他看作一个流放的京官，而是称他为“林公”。
经过数万军民的共同奋战，这条被命名为“湟渠”（后亦称“林公渠”）的大型水渠终于胜利竣工！清澈的伊犁河水，顺着新开的渠道，欢快地流向那片沉睡已久的荒原。
水流到哪里，绿色就蔓延到哪里。短短一两年间，阿齐乌苏一带开垦出良田近二十万亩！昔日荒芜的土地上，长出了绿油油的庄稼。屯田的收成不仅满足了驻军的需求，还有了大量盈余。边疆的稳定，有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布彦泰在向朝廷的奏报中，极力赞扬林则徐的功绩：“伊犁垦荒，林则徐之功最巨。其精勤如此，实为臣所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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